元代最初的大都是正方形的，等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時，由於時時感到北部少數民族的侵擾，就決定在北京的四麵再修一道外城，如同“回”字的形狀。這完全是客觀形勢逼出來的，但問題也出在從哪個方向上“起筆”。既然北方吃緊，自然應該從北邊“起筆”。但這個常識問題，卻讓皇帝大傷腦筋。他最後決定從北京的南部修起，結果隻修了小半個城郭，國庫就空虛了。試問那些修城的錢哪裏去了？被皇帝挪用去修道觀了。大臣們對此均不敢言。原來正方形都城遵循著“前朝後市”的格局，現在由於城市變成“凸”字形，這個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把市場開辟在外城的中部（前門以南），這裏成為整個都城最活躍的地區。這在客觀上鼓勵了商業的發展，而不再像唐王朝時的兩個商業區（東市與西市）那樣，必須躲藏在皇宮的背後，每天按照一定的時間才能開放。從這一點說，嘉靖這個皇帝在昏庸中卻給曆史辦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還有一點，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最早的北京城內有不少的水麵，最突出的就是三海（北、中、南）相連。但這些水麵都被包圍在皇宮範圍之內，唯獨餘下來一片頗具野趣的什刹海，則成為屬於老百姓的人文綠水。再，在街道名稱上，我們也時常看到有“水”的痕跡，叫“三裏河”的街道北京有三四條之多。紅樓時期的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非常熱愛北大門前的那條被稱做“北河沿”的河，他和學校的同學都親切稱之為“北大河”，但同時又搞不懂北京起地名的依據，他曾表達出這樣的惶惑：“我不知道這條河叫什麼名字。就河沿說，三院麵前叫北河沿，對岸卻叫做東河沿。東與北相對，不知是何種邏輯。到一過東安門橋，就不分此岸彼岸，一律叫南河沿；剩下的一個西河沿，卻丟在遠遠的前門外。這又不知是何種邏輯。”這話他說了有七八十年了，我也沒看到研究北京街道的專家給予答複。
城牆是能夠帶出“文化”來的。從最小的地方說，在我的幼年，就看見街頭小孩子在雨後泥水中玩耍，就水和泥，但最後堆出了城牆與城樓！這一點，任何外地的孩子都是玩不出來的。等我稍稍長大，北京有一種最小的小販到處販賣一種酸棗麵，跟黃土似的，吃一口吐半口，牙磣！但留在嘴裏的餘香夠回味老半天的。它之所以能夠流行，跟它價錢的便宜大有關係，三五分錢能買磚頭大的一塊。我們這個歲數的爺們，大多都記得這東西。現在城牆沒了，有時到西山去玩，能夠在那裏看到野生的酸棗，還能想起從前有城牆時的種種，這也能叫做“故國之思”吧。往大處講，今天海外的年邁華人，你跟他一提北京，最先從心底浮起的形象，肯定是那蒼蒼茫茫的城牆。他會因此回憶起年輕時住過的四合院，他甚至會畫出圖來，委托親屬在老城區中買一塊地，按照這圖紙照樣蓋一座院子，等他最後葉落歸根回來安度晚年。這是前些年最多見的故國之思。
今天，北京城裏的水麵依稀如舊，可城市麵積不知擴大了多少倍，每個單位麵積中包含的水，就明顯少了。如今中軸線向北延伸了很長，在終端的附近有森林公園，其中就包含著人造湖泊。在這裏向南觀望，明顯能夠獲得超出故國之思的感受，因此在其北邊的一個樓盤，最近把每平方米的價格提升到三萬元以上。但凡故國之思，都應該這樣從北向南望去的。另外，聽說中軸線南端也正在大拆遷，那兒有沒有水呢？那兒不開奧運會，不會弄來如同城市北部那麼大的水。如果沒有水，附近樓盤也就無從提價了。但我也聽說，從遙遠的祖國中部興起的“南水北調”工程進度很快，所以北京南部樓盤還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