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廟會和集會放在一起品評是我的“發明”，因為二者都是人群的聚散，但彼此的情形大不一樣。前者古典，後者現代。
先說廟會。最早的廟會是隸屬於“廟”的一種活動，到近代以來，隻借廟宇的那塊地方，成為最大多數老百姓聚集並開展貿易的場所了。北京過去的廟會，都是在城裏或近郊找一塊空地，參與的人（包括買者與賣者）都確認每旬之中的一個準日子，雙方都聚到這裏來，如果成交情況不錯，下一句的這天大家還都來。慢慢地，買賣雙方覺得這活動“還行”，又把遊藝活動放了進來，於是廟會就變成既買賣又遊樂的場所。在北京，最大的廟會是東城的隆福寺，每旬的七、八、九、十一共四天，另外西城的白塔寺是每旬的三、四，護國寺則是每旬的五、六；其他城中還有土地廟等兩三處地方，規模就顯然小得多了。後來隆福寺又增加了每旬的一、二兩天，這樣每旬十天當中就有六天在隆福寺了。
我在讀中學期間，經常去的是白塔寺和護國寺兩處，吃喝是其次，主要是它的表演諸項（大鼓、評書、相聲、評戲等）給了我很大啟蒙，對我後來走進中國京劇院起到一個“遠鋪墊”的作用。來逛廟會的多是閑人，而在廟會上賣東西的人，卻又是以閑的態度去貿易的。他們幾乎幾代都站在那個地方——爺爺在那兒，爸爸在那兒，自己在那兒，將來兒子說不定也還得在那兒。而他們的顧客（往深了說，應該是遊客），也同樣是世代繼續著的——他們老祖接觸的是我爺爺，老祖兒子接觸的是我爸爸，老祖孫子就隻能接觸到我了。想當初，那最老的叫我爺爺為“哥們兒”，他兒子稱呼我爸爸也是“哥們兒”，如今他孫子仍然以“哥們兒”稱呼我了。我們家與他們家都僅僅是廟會上見麵，一旦廟會散了，大家各奔東西，誰也不知道誰了。彼此在廟會上親切無比，買和賣都在其次，主要是能聊到一塊兒，都是北京人麼！
在1934年的某日，著名的京劇研究家翁偶虹陪同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高慶奎，一起逛了一次隆福寺。兩人都著名，但名與名大不同。高是中期“四大須生”之一，嗓子那叫衝，最棒的時候一天連唱三場《四郎探母》，按照每場獲銀五十元算，他一天就能掙一百五十元。這“一百五十元”是個什麼內涵？資料上說，1934年後，直到七七事變止，北平市麵規定每元兌換四百六十文。一元鈔票兌換四百六十枚銅元，即二百三十大枚。換言之，一角錢換二十三大枚。當時的人掙多少呢？老媽子每月三塊錢，廚子每月在八塊至十二塊之間；小學教員每月三四十元，小學校長每月百元左右。魯迅在廈門大學月薪四百，後住上海，南京大學院每月送幹薪三百。其時北平各大學教授的工資均與其相等。物價怎樣呢？
五花豬肉三十大枚一斤，最不濟的老媽子，每月三元的工資可買二十四五斤好豬肉。一大枚一個果子（油炸鬼）或焦圈，兩大枚一個芝麻醬燒餅或馬蹄燒餅。以四口之家計，一月吃一袋半麵，四十斤米。當時豬、羊肉不過五六十大枚一斤，每月十二元夥食足可維持。住三間廂房，五六元便可住不算太壞的。這樣，吃、住兩項，十八元也就夠了。京戲演員是一個特殊的階層，高低之間判若雲泥。高慶奎當時太有名了，所以一旦隻身走進廟會，很可能就會被群眾圍繞起來。但1935年的他，忽然嗓子啞了。“沒了嗓子”的他，於是一落千丈，就隻能到戲曲學校去教戲啦。而陪同他一起去的翁先生，是戲曲學校的改良委員會主任，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編劇，他給程硯秋編過好幾個本子，但名聲也是在梨園內部，社會上還是不太“認”他。隆福寺廟會的地麵很寬，主要包括正麵的東、中、西三路，還有廟正麵往南的大路（神路街）與廟門東西的那條橫街。他倆從神路街進入，雖然那裏有“雲裏飛滑稽二黃”、“栗慶貿落地京戲”、“寶善林（即寶三）摔醮中幡”、“狗男女的全家樂”、“天下第一吹的笛兒張”以及“小戲蓮花落”、“落地評書”“蛤蟆雙簧”等等，沒心思走最熱鬧的中路，而是進入相對寂寞的西路。沒走幾步，就聽見“當、當、當”的有節奏的敲擊銅盤子的聲音。
翁向高介紹說：“第一關到了。”原來，這個攤子賣的是“鬃人”。所謂“鬃人”，是用膠泥做的人頭，紙漿做身胎，再用各色卷紙紮扮戲裝。但是，每個戲裝人都沒有腳，而是在腿的位置，整齊黏牢一圈豬鬃。賣主就把這些“鬃人”擺在銅盤以內，以棍擊盤，利用銅盤的顫動，使盤內的“鬃人”團團亂轉。“鬃人”的兩隻胳膊，又是用鐵絲貫穿，可以上下左右地揮動。想象中，仿佛是活人在演戲。應該實話實說，這些“鬃人”還沒引起高慶奎多大的認可，但他們來到第二個攤子（驢皮影戲）上，高就不能不歎服了。所謂的“驢皮影”，是把皮影戲中的戲裝人先分解成頭、身、手和腳許多部分，頭當然隻能是每人一種，甲不能等同於乙，乙也不能等同於丙，但身、手和腳就可以根據不同身份采取類型化的辦法，頭隻用每個人自己的，至於其他部分，就可以通過拚裝、嫁接而成。這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成本，同時又增加了觀賞性。高慶奎感到吃驚和讚歎的，是那些都是側臉的頭部，能夠讓他一眼就看出是哪些前輩的名伶。翁在高的讚歎之下，掏出一張十元鈔票，買了三十幾個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