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過了廟會，下邊說另外的一種群眾的集會。這當中又分為兩類情況。第一類中要分兩種，一種主要為知識階層參與的募捐，是為水災、旱災、蝗災募捐，老百姓替政府解憂，自然不會引起麻煩。冰心親身參加過旱災的募捐活動，又寫過《募捐記事》的文章。再一種，是發動藝人為政府的賑濟災情而舉行義演。京戲界就舉辦過多次，集合了最強的陣容，演出最精彩的劇目，觀眾能夠一飽自己的耳福和眼福，名伶既高興也過癮。平時大家分散在不同的戲班中，優秀演員在舞台上根本見不到麵。隻有在這樣的場合，大家才能把最好的技藝拿到台上，一顯身手。作為當政者呢，覺得社會矛盾能用這樣的方式去化解，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是從不加幹涉的。但還有另一類性質完全不同的集會，當政者就不高興看到了。隨著社會的進步，一些老百姓竟然要抗議當局的政策方針，居然敢到街上遊行示威，這怎麼能成呢？其中，首先發難的是大學生和少數的中學生。當局警告過，但不管用，那就抓人吧，但抓了還得放，麻煩。後來幹脆開槍了，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魯迅曾憤怒寫下《紀念劉和珍君》，連政治態度素來不算“進步”的葉靈鳳在其《北遊漫筆》中也寫道：“北京三·一八慘案放槍的地點我總算是去過了，馬號中依舊養著馬，地上也長著青草——血呢？”雖然隻是一句話，但留給人的回味還是悠長的。這些集會引出的血案，連素來不關心時事的周作人也良心發現，他在1919年寫過一篇《前門遇馬隊記》，那是一篇委婉中見深刻的好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作者一直在譴責自己，勇於解剖靈魂，直到最後才把鋒芒對準那些“騎在馬上的人”。但政府越是采取鎮壓的辦法，群眾反而越不買賬，學生運動反而越發高漲，“三·一八”事件發生在東城鐵獅子胡同的段（琪瑞）執政府的門前，那裏的血還沒有幹，隨即又發生了“一二·九”的學生運動。我最近在去西郊臥佛寺後的櫻桃溝時，忽然發現那裏有一個“一二·九”紀念碑，問當地人，才知道當年策劃運動的發祥地，就在這個深山溝裏。我站在這個深山溝裏，忽然想起沈從文先生幾十年前的話：“（北平）作為文化中心，必擁有知識才得人尊敬，必擁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後來者，但是北平城牆既那麼高，每個人家的牆壁照例又那麼厚，知識能否流鑄交換，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懷疑。曆史的莊嚴偉大，在北平文物上，至少還保留了一部分。可是這些保留下來的，能不能激發每一個中國年輕人的生命熱忱，引起他對祖國過去和未來的愛？能不能由於愛，此後即活得更勇敢些、堅實些，也合理些？”我想，前一類廟會的參與者，未必知道沈先生，自然也不可能考慮到沈先生的話。倒是後一類集會的參與者，卻以鮮血證明了自己的諾言。
我在接近完成這一章文字時，意外發現了（張）中行翁早年的一段談廟會的文字。他是1936年寫的，當年就刊出來了：“譬如以鞋為例：縱然有多少摩登女郎去市場買高跟，然而小家碧玉仍然去廟會尋平底。她們走遍廟會的鞋攤，躲在攤後去試，試好了，羞答答地走回家。路上也許遇到穿高跟的女郎，但她不羨慕那些，有時反倒厭惡。她們知道穿上那種鞋會被胡同的人笑話，那是摩登，是胡鬧。”文章最後，張先生還總結了幾句：市場是摩登，廟會是過日子，過日子與摩登大有分別。所以廟會的貨物不太求精，隻取堅而賤，由堅而賤中領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會厭棄摩登，這是住家的可取處，也是廟會的可取處。由住家去廟會，買鍋買爐，買鞋買襪，看戲吃茶，挑花選鳥，費錢不多，器用與享樂兩備，真是長久過日子之理。摩登不解此，笑廟會嘈雜，卑下，隻知出入市場，照顧公司；一到自己過日子，東西不是，左右無著，然後哭喪著臉，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廟會，離開住家之病也。
這一總結寫得何等好啊，半個世紀以來的實踐，完全證明了張先生的這一論斷。張先生的一生處在民間立場，他對廟會的認識也是從民間立場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