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的時間是五月初五，北京要包粽子。粽子有各種“餡兒”的，所使粽葉與包的方法上，也有許多講究。市場上也出現許多應時的糕點。戲園子往往要演《白蛇傳》，觀眾同情白娘子被“壞和尚”法海用雄黃藥酒破了法力，而現出原形。中秋節雖熱鬧卻比不過春節，但比端午要有氣勢得多。北京的月餅原來時興老式的“自來紅”與“自來白”，自從南味糕點北上之後，傳統的“滿族餑餑”頓時就失去市場。梅蘭芳早年也應時演出過《天河配》，表現牛郎、織女的故事。這“三節”是農業社會形成的，與農業的節氣有關，農民工作了一個時期，也忙過了一段，就需要“緩一緩”。過去城市的人，多是從農村來的，於是城市之節，也就跟著農村走了。
城市除了這正經的“三節”之外，平時隨著四季，也有許多的講究。歲首點燃煙花爆竹，以後百花陸續開放依次欣賞，立春那天要吃春餅；到了夏季，酸梅湯和各色瓜果上市，人的口福更多；秋季要鄭重賞菊，要登高，要做種種的消遣；到了冬季，可以溜冰，可以養秋蟲到深冬，可以熬鷹，可以培植盆景。總之，北京人依據節氣去玩的辦法，實在太多。這樣既豐富了城市生活，也對市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作為人生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出生，一是死去，北京對這兩樣也很看重。婚禮的擬議與舉辦，在舊時是要分民族的，由於清王朝在掌權，滿族婚禮曾十分流行；但京城畢竟是漢人更多，所以兩種禮數各行其是。從前要想給人說親，先得有媒人從中引薦穿插，要對兩人的“八字”是否相合，要雙方父母考慮是否門當戶對，要運作種種的儀式。唯獨就是不許男女在婚前見麵，所謂“自由婚姻”是沒有的。但即使這樣，留下來的一些禮儀還是很有意思的。新娘坐轎到達夫婿門前，下轎之前要由夫婿向著轎子連射三箭，意思是要射去晦氣。新娘下轎，臉上蓋著蓋頭，還要閉目走過烈焰升騰的火盆，目的也是為了吉利。進入洞房開始坐床，床上擺滿了花生栗子大棗之類，說法是成婚之後可以“早（棗）立（栗）子”，用花生則真跟侯寶林相聲中所說的“不要單生男的，也不要單生女的，而要一男一女‘花搭著’生……”禮俗中充滿了繁文縟節，但這不是目的，目的或許是借此磨一磨年輕人的脾氣，讓他們在老輩子留傳下來的規矩中生活。北京人在這方麵不講究創新，舊東西通常要等得讓人實在不堪其煩的時候，才讓其冰消瓦解。北京人結婚，其外在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請足夠好看的儀仗，旗鑼傘扇，真跟京戲舞台上的東西似的，但實際的區別又很大。一路吹吹打打，目的就是為外界看的：“看見沒有？我們家娶媳婦了……”這就是主辦者的心態，不管男女雙方內心如何，這個外表一定得十分圓滿。北京人十分看重自己在社會上的“臉麵”（或南方人的“麵子”），隻要有了它，一切全都完事大吉；如果沒有它，再好也是不好。
我三歲時由重慶來到北平，那時北京的婚禮就已經多少西化了。我曾兩次給女性的長輩結婚時拉紗，一次在六國飯店，一次在北京飯店，新郎新娘並肩走在前邊，走進慶祝婚禮的大廳，兩旁人士高聲呼喊，還撒一些金銀紙屑到他們的頭上。我穿著黑色的燕尾服，另一個小女孩穿一身潔白連衣裙，我倆走在最後，手裏都揪著新娘長裙的末端。我很不喜歡客人扔過來的那些紙屑，一邊走一邊把紙屑撥開。這兩大飯店之中，也裝扮得如同今天的宴會廳一般，一桌又一桌的客人，大家說著慶賀他們新婚的話。結果呢，都是白說，兩個新娘後來的命運都不好，說明婚禮如何與真正的婚姻並無關係。那時中式婚禮比較煩瑣，事前經常需要中間有媒人穿梭。京戲中的媒婆都是醜扮，臉上有黑痔，手裏拿根大煙槍，揮來舞去的，根本不像正經人。可我後來才了解到，漢人當中的媒人並不好當，他們初期是無償服務，得分別到雙方的家庭中細細探聽，需要賠上許多的時間與臉麵。等最後將近“成”，兩家的感謝這才到來。漢人媒婆也包括男人，真有些專業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