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辦喪事更是如此，製作喪服、選購棺木、入殮規矩、客人憑吊、接三發送……哪一樣都不能有錯。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我正讀中學，那時曲藝流行，時常有一種快板書的段子響在我們的耳鼓：“打竹板，邁大步，眼前來到棺材鋪。棺材鋪，那叫好，一頭大來一頭小……進去之後就跑不了……”這樣，就把一件很正經的事給庸俗化了。事實上，舊時代的喪禮精細如儀，唯獨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悲傷，甚至有些因此獲得利益的人，私下裏還暗暗欣喜！這些，都是封建時代經常在大宅門喪事中可以見到的悲喜劇。總之，喪事辦得越“大”，就讓喪事家的本主臉上越“風光”，反之，本主會被親戚諷為“不孝”或“家道中落”。北京風俗中玩意兒是很多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多，形式大大超過了內容所需。我呢，記憶中本來也沒怎麼涉及喪事，但“文革”之後回到北京的文藝界，十多年間接觸到太多的喪禮，認識了太多的辦喪事的人，結果呢，喪禮中的各色人等，也就紛至遝來。今天喪禮的儀式化的傾向越來越重。記得前些年，報道幹部喪禮的到場人數是事先規定好了的，而不管實際到了多少人。直到最近的馬季、侯耀文追悼會，報紙才按照實際人數刊出。電視台報道梨園人物的喪禮時，也“大膽”播出了弟子跪送老師的畫麵。這至少對於我，是有震撼力的。
新中國成立後最著名的公墓是八寶山，可我卻對萬安公墓情有獨鍾。我的嶽父骨灰葬在那裏，我父母以及我個人的許多朋友，也葬在那裏。仔細望去，時常能碰到熟人，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哪！老作家高莽前兩年寫過一本談蘇聯墓園文化的書，反響很大。他說在蘇聯，墓園設置得如何，很能表明其文化如何。我因為近年去八寶山比較多，因為父母先後入葬，於是對其中的種種，多少有了些了解。革命的公墓的外頭，還有一個人民公墓，我祖父就葬在那裏，那裏另有規格，也不去多加言說。但我總覺得，北京的墓園文化值得深思，並應該有所強化。不久前曾去江蘇南通，在那裏拿到一本題目為《張南通喜哀錄》的書。原來這“張南通”就是前清狀元、江蘇大實業家張謇先生。他活著度過了自己的六十、七十兩個大壽，死後又得到了很大哀榮。於是把各方信函集成了這本厚厚的書，從中我們不難看到當時與他各種關係的折射。北京的人物比江南大多了，要搞這樣的榮哀錄的條件也好出許多。如果我們尋找出合適的人物，也搜集並出版幾本這樣的文集，其意義肯定是非常大的。此外，北京還有其他的幾個公墓，我也陸續走了進去。最初覺得晦氣，後來我遇到了過去故人家族的墓園，如著名的四大名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曾與我祖父比鄰而居，兩家還曾有過來往。站在那個家族墓園前，讓我看到一個真實的施家。我還看到了著名文化大家啟功老先生自己寫的墓誌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麵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諡曰陋。身與名，一齊臭。”真是何等灑脫與真實！這樣的墓園文化，可惜在目前的中國，遠還沒得到真正的普及與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