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最早的市場，出現在鼓樓與地安門之間，它位於皇宮背後，符合“前朝後市”的規矩；同時又位於積水潭漕運碼頭的東側，開展貿易有先天之便。但最初在這個狹小的區域中，多還是小商小販在這裏“小打小鬧”，規模不大，因為南麵正對著皇城的北牆，如果太折騰了，鬧得驚了駕，那還了得！在皇帝和政權的眼睛裏，北京作為都城，一方麵需要有商業，但不能太重視和發展它，這是由中國古典儒家思想所決定的，既看到它能活躍老百姓的生活，但也要有意無意地限製它的發展。
封建時代很快過去了，北京的行政版圖發生了大變化，由最初的正方形變成後來的“凸”字形，也由此使得北京最大的市場南移到前（門）外大街的兩側。從客觀上講，這是對昔日皇家“前朝後市”規範的顛覆；從主觀上說，這是順應時代發展而作出的積極調整。皇帝眼前的“朝”（六部的所在地）由沒落而消失了，而內城南邊出現了外城，日漸繁榮起來。皇帝連內城的事都管不住了，外城的買賣人就更沒法限製啦！於是，前外地區成為了北京最大的市場，連居住在內城的人也經常要“出城”去到前外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更何況，前外再不僅僅是貨物交易的場所，它更是一塊優遊娛樂的土地。它把“玩”與“買賣”水乳交融地溝通到一起。有多少勤勞而又精明的生意人在此發家，當然，是小發。有多少字號在這裏變成了馳名京城的老字號，它們門口掛上了用中國毛筆書法寫成的匾額，在其客戶的仰慕注視中，匾額開始具備了無形資產。慢慢地，大柵欄成了前外這個地區最著名的一條街，它是整個前外地區商業的縮影。外地人或外國人如果來到前門觀光的時間有限，那麼僅僅逛一次大柵欄也就夠了，因為各個行業的“第一家”都在大柵欄中站穩了腳跟。如果覺得意猶未盡，那就可以再到“鞋帽一條街”的鮮魚口、“玉器一條街”的廊房二條、“小吃一條街”的門框胡同去補充前門的“集體印象”。我調查過前門地區的胡同，發現在大柵欄以北有一條平行的小胡同，極窄，最狹處也就有八十公分，兩個體形胖者都難以對麵通過。但絕對不能因此小看此處，這裏曾擁有二十六家爐房。爐房是把零散銀子重新熔煉成銀兩的地方。最初也就是個小小的手工作坊，既辛苦，也賺不了幾個錢。慢慢地，有些手頭寬裕的商人把碎銀子擱在這裏不及時拿，這就給作坊的主人留下空子。他們把這些碎銀子轉而放賬，由此而生利。再過些日子，爐房變成了銀號，再往後，銀行也就產生了。所以說，爐房的產生對大柵欄繁華商業的形成，是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的。
在這些勤勞而又節儉的商人中，老板多不是北京本地的人，他們大多來自山東、山西與河北，其中還有不少是因逃荒而進入北京的。他們往往從最苦累並最卑賤的活計幹起，一點點走向日後的發達。他們傳遞事業，往往是從家鄉找人，甚至在北京形成自己地方的“幫”。他們找幫手或傳弟子，絕對不找北京本地的人。這是什麼道理？就因凡是在京城居住了好幾輩子的北京人，在城市中的根子太深，同時吃不起苦，傳授技藝上也不方便。你一旦對他要求嚴格——打了他罵了他數落了他，他不能接受，動不動就跑回家了，把買賣給扔在那裏，甚至會找人到買賣這兒“說理”——而在他家的背後，又有這樣那樣的社會關係。這樣的結局肯定會讓小本經營的外地老字號人很頭疼。而他們從原籍找接班人就完全不同了，先要有中間人做介紹，一旦發生意外（比如卷財逃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還可以通過中間人去追查。更何況，從山東、山西與河北進入北京，這是生活狀態上的提升；而北京本地的人進入買賣界學徒，肯定是因家道中落，是實在“沒辦法”的辦法。試問：為什麼有資本的北京人不在家門口做這些買賣呢？是傳統意識讓他們不屑去幹，讓他們感到丟不起這個人，現不起這個眼！但這也不絕對，北京人不幹是不幹，一旦進入這個領域，一幹就會幹得很大，一定會比外地人幹得出色。比如同仁堂的創始人樂尊育（1630～1688）曾想通過讀書做館以風光門第，但這個願望沒能實現，於是及時“轉業”到以醫藥給人治病的道路上來，他還把自己的心得說給他的後人：“可以養生，可以濟人者，惟醫藥為最。”又說：“‘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愛其公而雅，須誌之。”請看，這個立腳點夠高的了吧，對比其他外省的老字號的經營者，北京人就是北京人！不幹則已，一旦要幹，就必定出類拔萃。同時再有一點，北京人對在北京開成買賣的外地人，從心態上說是寬容的，至少是“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還有，在買賣之間的競爭上，北京人是比較缺乏競爭意識的。在鮮魚口的鞋帽大街上，曾經出現了三家以“黑猴”作為店麵標誌的店鋪，但先開的沒有告後來者侵權，結果反倒被後來者打敗。在大柵欄的對麵，兩家同樣是賣烤鴨的“便宜坊”與“全聚德”，後者通過苦心經營，終於後來居上，但前者仍然很大度地認可了這一現實，兩個店也長期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