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從性質上講，應該屬於知識分子範疇。但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論紀曉嵐也好，康有為也好，他們有膽識也有品德，但無法說他們有人格。在皇帝麵前，他們必須保持一個“忠”字。這是比性命還要重的事情。無論在城市和鄉村，教私塾的先生就比他們二位要低了好幾個等級。但在另一點上又與他倆不同：教書必須得有準確的地方。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晚期，最早傳授知識的場所是北京城東北角的貢院。每隔幾年要舉行一次很大規模的考試，至少是北中國的舉子都要前來赴考。考生排隊進入一間間小屋子，條件很不好，隻有一張小桌和一個小凳，背後有一張小鋪。文章題目由外邊傳進來，考生就在其中閉門造車。考試內容不出四書五經的範圍，很大又不算特別大，但麻煩的是考試要測驗一大套“八股”的煩瑣又沒有實際用途的技巧，再加上某些時候，人情關節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最後經過監考人集體評選出來的“人才”，再於金殿之上接受皇帝的麵試，才算最後被皇朝所錄用。被皇朝錄用的人（前三名是狀元、榜眼、探花），第一條是要忠於皇朝，第二要按照當官的標準去當官。他們有沒有自己獨特的人格呢？這似乎不是也不成問題，在封建時代晚期的這個考試集體（包括考試人與被考試人），無論哪個方麵都似乎沒考慮過這個問題。考試成功者，無非最大的心願，是當好“天子的門生”，隻要堅信並做到這一條，他一生的官運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時間到了近現代，北京先出現第一個教育機構——京師大學堂，隨後又出現了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一時間，培育人才成為大問題，其中又以“人才必須先有人格”成為問題中的大問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1931年就職演說中有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師者，又應該成為“教授中的教授”，或言是“最有‘人格’的教授”。清華大學最初的大樓隻有四所：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最高的才三層，總麵積不過一萬平方米。但那不影響它培養和造就真正有人格的人才。
1927年6月2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王國維在誰也沒料到的情況下，跳昆明湖自殺。這在北京學界引起很大的震動。古來，有忠臣的自殺，有節婦的自殺，就是還沒有經濟報酬和學業上都順順當當的大知識分子跳湖自殺的。他生前留下話：“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正在朝野嘩然的時候，比王年紀小若幹、但同列“清華四大教授”之一的陳寅恪，對此卻作出“凡一種文化價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而義盡也”的解釋。用今天的話說，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是有人格的表現，這對他來說，是唯一的選擇；當然對其他人來講，不一定也需要通過自沉才能證明自己是有人格。
王國維是中國不可多得的大學問家，似教授而又不是真正意義的教授。時代形成、造成了西風東漸，真正的教授就必須留學西方，帶回西方的科技、人文上的先進思想，盡管這也是“多元”和彼此間可以討論的。正是這種“多元”和討論的過程，才造成了教授們真正的人格。
王國維之後的教授很多，探討是否有人格的人也應該為數不少。其中的胡適，就很有代表性。他早期提倡文學革命，中年之後則大力提倡白話文。偶然從他的一位後學手中得到一份他當年講課的原始記錄，使用白話文解說《水滸傳》——
現在《水滸傳》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演變的曆史。最初呢，是無數個極短極短的故事，編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的中葉——才有一個整個的，大的故事。這個時候，水滸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回的，後來又刪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劇裏麵的李逵，很風雅，會吟詩，又會遊山逛水。從這個樣子的李逵，變到雙手使板斧的黑旋風的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愛，變到被罵。這種演變，都是由於一點點的，小小的差異Variation。
那位後學這樣評論胡適的講演之好：“不在其演講綱領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的抑揚頓挫，並且還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說話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誠懇。在上述這段短短的白話文中，有幾處是我隨手做的點圈，因為越是這樣就越能顯現胡先生講演的神情和樣子，就越能讓當年親自聽過他演說的人，確認這才是真正的‘胡說’。”除了講課之外，胡還在1933年做了一件“小中有大”的事。小，是他隻寫了一篇幾百字的短文，介紹了由1896年意大利華文參讚收集的兒歌《北京歌唱》170首。這個意大利人，把這些兒歌不僅印行為書，並且稱其中有不少是“真詩”和“新的民族的詩”。胡適一向是鼓吹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的，自然這很合他的見解。這些詩歌即使是今天讀來，也依然能夠感到它們內在的生動。我們附錄若幹首在本章的最後。也就在同一年，日本軍隊侵占了熱河，國民黨方麵調遣傅作義將軍的部隊，在北京懷柔與日軍進行了一場浴血奮戰，我方犧牲了二百零三個好男兒，日方的損失就更大。隨後，傅將軍委托胡博士寫一篇碑文，準備刻好之後豎立在懷柔。胡博士用心寫了，但用的是白話文，這在中國碑文史上還沒有先例。他是為了借機宣傳自己白話文的主張麼？不是的，他首先還是為了讓站立在碑前的人能夠讀懂。碑文的最後是四行字數相等的新體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