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北京淪陷，沒過很久，北京的清華、北大和天津的南開中的部分教授，集體開赴雲南，組成了著名的西南聯大，三校聯合九年，彼此親密無間，這在曆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教授們的人格，也在這一事件中得到了升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多從西方國家學成歸來，各有專業與門牆，雖然同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彼此平時或也存在著一些不同見解，但在國難當頭的日子裏，他們緊密團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共同帶出了許多學生，讓學生都成為祖國的棟梁。當然，也有若幹因為這樣那樣沒能出走的教授，他們生活在日寇的鐵蹄之下，他們沉默了，太息著，靜靜等待抗戰發生轉機。其中有一位馬幼漁教授，他是章太炎先生的早年弟子，學問極好。他沒能走成，便從北京原來一個寬裕的院子搬進窄小的院子，他班上的學生到家裏看他，他很感激，學生知道他字寫得好，請他寫幾個字留作紀念。他沉吟片刻，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喪，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複，我一定回報你，叫寫什麼寫什麼，讓寫多少寫多少。”馬可謂言行一致，幾年間就閉門讀書，不僅不入朝市，並且永遠不出大門。北京沒走的大知識分子當中，采取這樣態度的人不少。
那年月，北京的大學與中學不是截然分開的。有一些大學老師也到中學來任教。好的中學其聲譽要超過“野雞大學”許多。比如北京第四中學，30年代就在北京非常有名。筆者中學的母校是三中，雖然“出息”了的校友不如四中多，但作家老舍與學者羅常培就都是從三中出來的，應該說也很不錯的。至於在學校之外奔波在底層生活的一般人，當然不可能閉門閑坐，他們要出去奔“吃喝”，其辛苦程度是遠甚教授的。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是既有痛苦也有歡樂的，或者說，是透過痛苦去歡樂的。北京有許多這方麵的民謠，前邊胡適博士推介的《北京歌唱》，也從另一個領域反映出民心民意——當年教授們的“人格”，與當年老百姓的這些憂樂，二者實在是緊密結合到了一起的。
最後小結幾句：教授作為個人，他們的出現是近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他們追求真理，追求真實，追求學術，如此種種新的人格，都與封建時代舊道德格格不入。他們是社會各種人群中最積極、最活躍的群體，在社會各種實踐中也發揮了最大的熱能；作為一個新的階層，其意義就更巨大。是他們的共同努力，顯現出知識是社會第一生產力的光輝。本來，京城中是不乏知識分子的，但教授高揚人性與人格的光芒，是古來所沒有的。是教授為未來人的人生創造出新的局麵。從這個意義上說，教授開啟了京城文化的新征程。
附錄：北京歌唱（四首）
（一）
出了門兒，
陰了天兒，
抱著肩兒，
進茶館兒；
靠爐台兒，
找個朋友尋倆錢兒。
出茶館兒，
飛雪花兒。
老天爺
竟和窮人鬧著玩兒！
（二）
喜鵲尾巴長，
娶了媳婦不要娘。
媽媽要吃窩兒薄脆，
“沒有閑錢補笊籬。”
媳婦要吃梨，
備上驢，
去趕集；
買了梨，
打了皮，
“媳婦，媳婦，你吃梨！”
（三）
我的兒，
我的嬌，
三年不見，長的這麼高！
騎著我的馬，
拿著我的刀，
扛著我的案板賣切糕！
（四）
小三兒他媽，
頂房柁，（房柁是屋梁，此句說屋低）
窩摳眼，
挺長脖，（此兩句說她瘦）
穿著一件破裰欏。
窟窿大，
補丁多，
渾身的紐子沒兩個。
告訴你媽嫁了我罷，
又得吃來又得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