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對於京城（從古到今的北京城）都是一片讚揚之聲。理論界與輿論界也都是如此。比如，說它一開始就有一條中軸線，一開始就左右對稱，一開始就布滿了各種房屋，從皇宮到王府，再到四合院乃至大雜院。這些，都已成為理論上與輿論上的傳統，似乎是不能變更的了。
但是如今我問——我要鄭重再問：能否把這種簡單的讚揚再提升一步，讓它更理性也更能指導京城人士在各方麵的實踐。為什麼要這麼說？更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不這樣不行麼？我以為是不行的。因為北京自從建城以來，領導城市向前發展當中，是屢犯錯誤的，而且一犯再犯，屢教不改。北京有史八百多年以來，行進的路線是曲曲彎彎的，有時直接，有時繞了大彎子。是這樣的經曆向今天北京城的領導與市民提出了一個莊重的任務：認真總結曆史，而曆史的經驗需要注意！這話，也曾被我們的領袖說過，但話是說了，但執行得怎麼樣呢？站在新時期看過去的實踐，就實在不敢恭維了。可見重要的還不在於如何說，尤其不能簡單地提出一個口號讓群眾照章執行，關鍵在於掰開揉碎把道理講明，讓所有的人都在內心深處承認你的道理，並不斷在各人實踐中給予落實。等到這樣做了，最後的成功與輝煌，也就是手拿把攥的了。您說，我這樣講是實事求是的吧？
本書前邊分門歸類講述了那麼多的單項，現在到了歸總說一說的時候。北京自從建城以來，經過了那麼多的朝代，經過了無數次的翻修整頓，試問它最基本的經驗在哪裏？因為我還沒看見很現成的敘述，那就隻好鬥膽自我歸納如下，一共有三條，每條八個字。
第一，籌劃周密，一次完成。
北京之建城，不就是這樣的麼？如果沒有忽必烈帶兵攻打金中都，如果他沒在如今京北的北海那塊地方臨時住過，如果他在戰爭之餘沒有親身到附近走走看看，那他就不會對今天北京的這塊地麵產生如此濃鬱的感情，等到打敗金國之後，也就未必會對相關臣子做出元王朝建都於此的指示了。
打仗需要隨機應變，而建城特別是建都，則是一件“慢工出細活”的事。而偏偏忽必烈不是一般的馬上君主，他在建都這件事上則非常審慎細心。他找來親信漢族大臣劉秉忠，以全權委托於他，忽必烈知道要想建設一個大中國王朝的國都，需要漢人的參與，單憑他們蒙古人是完成不了的。而劉秉忠也沒辜負他的信任，按照中國古來建設都城的經驗，把一個元大都規劃得非常之好。可以認為，劉秉忠所做的是今天科學院意義上的工作。要想全部完成之，沒有工程院的參與也是不行的。於是，劉找來他的學生及部下郭守敬，把在城外興修水利的重任交給了他。郭也確實是奇才，他懂得的學問範圍廣泛，而且特別難得的是善於活學活用，把死板的道理變成實際有用的成果。在封建社會中，人與人的級差是巨大而可怕的，君主委任臣子做一件事，幹不好是要殺頭的，幹好了呢，褒獎幾句，升你的官，未必發財。至於劉與郭的關係，沒有直接的上下級關係，基本上是朋友之托，你願意做就做，不願意則退出，他再另請高明。而郭能不辱使命，一接手就兢兢業業一幹許多年，直到各項工程的最後完成。這是什麼精神？我們要仿照毛澤東讚頌白求恩的語氣發問了，心中的感覺則是他郭守敬至少不輸於他白求恩。
再，是1948年至1949年時期共產黨對於北平的圍城。本來，在強攻解放了天津之後，用炮火攻占北平是毫無問題的。可由於北平民眾對於戰爭的恐懼，也由於共產黨考慮到北平是一座文化古城，城中有故宮等許多文化古跡，一旦炮火毀掉則是後悔不及的事。為此解放軍放慢了攻城的速度，還秘密派人進入建築學家梁思成的住所，詢問北平最重要的古跡都在什麼位置，讓梁在地圖上逐一畫了下來，以備與國民黨守軍談判不成最後強攻時，也盡量把損失控製在最小。這些措施留給梁以及他的同事以極美好的印象。他覺得共產黨真是自己的諍友，真值得把心底最深的話掏給對方了。確實，共產黨在解放北平的過程中確實做出了表率，真心考慮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認真考慮這座文化古城的安危。當然，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1957年，共產黨讓諸多知識分子講心裏話給黨提意見，許多天真的人就說了一些這樣的話。但共產黨的高層陡然變臉，認為這是“事情正在起變化”，把許多真誠的人打成右派。從此解放初期那種和諧的風氣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