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自修從八點到九點半，男生一律在大飯廳上。每人一盞桐油昏燈。一眼望去，點點黃暈映照著滿堂圓顱，一律是烏發平頂，別有一種溫馨閑逸的氣氛。喧鬧當然不準，喃喃私語、吃吃竊笑卻此起彼落，真正在溫課或做習題的實在不多。看書的，所看也多是閑書，包括新文學和外國作品的中譯，甚至訓導主任禁看的武俠小說。寫信、記日記的也有。但最多的是在聚談，而年輕的饑腸最難安撫，所以九點不到又覺得空了，便大夥畫起“雞腳爪”來，白吃的一位就收錢采購，得跑一趟販賣部，抱一包花生糖、沙其馬之類的回來。
大飯廳的外麵有一株高大的銀杏樹，矗立半空，扇形的叢葉庇蔭著校園，像一龕綠沁沁的祝福。整個校園的眾生之中，他不但最為碩偉，也最為長壽，顯然是清朝的遺老，這一戶人家的滄桑榮辱，甚至嘉慶以來、乾隆以來的風霜與旱澇，都記錄在他一周圍年輪的古秘史裏。記憶深處，晴天的每一輪紅日都從他發際的朝霞裏赫赫誕生，而雨天的層雲厚積全靠他一肩頂住，一切風聲都從他腋下刮起。一場風雨之後，孩子們必定懷著拾金一般的興奮去他的腳下，一盒又一盒，爭撿半圓不扁的美麗白果，好在晚自修時放到桐油燈上去燒烤。隻等火候到了，剝的一聲，焦殼迸裂，鮮嫩的果仁就香熱可嚼了。美食天賜的鄉下孩子，能算是命窮嗎？
五
青中的良師不少，孫良樊老師尤其是良中之良。他是我們的教務主任，更是吃重的英文老師，教學十分認真，用功的學生敬之，偷懶的學生畏之，我則敬之、愛之，也有三分畏之。他畢業於金陵大學外文係，深諳英文文法，發音則清晰而又洪亮，他教的課你要是還聽不明白，就隻能怪自己笨了。從初一到高三，我的英文全是他教的，從啟蒙到奠基，從發音、文法到修辭，都受益良多。當日如果沒有這位嚴師，日後我大概還會做作家，至於學者，恐怕就無緣了。
孫老師身高不滿五尺，才三十多歲，竟已禿頂了。中學生最欠口德，背後總喜歡給老師取綽號，很自然稱他“孫光頭”。我從不附和他們，就算在背後也不願以此稱呼。可是另一方麵，孫老師臉色紅潤，精神飽滿，步伐敏捷，說起話來雖然帶點南京腔調，卻音量充沛，句讀分明。他和我都是四川本地同學所謂的“下江人”。意即長江下遊來的外省人，更俚俗的說法便是“腳底下的人”。我到底是小孩，入川不久就已一口巴腔蜀調，可以亂真，所以同學初識，總會問我：“你是哪一縣來的？”原則上當然已斷定我是四川人了。孫老師卻學不來川語，第一次來我們班上課，點到侯遠貴的名，無人答應，顯然遲到了。他再點一次，旁座的同學說：“他耍一下兒就來。”孫老師不悅說，“都上課了，怎麼還在玩耍？”全班都笑起來，因為“耍一下兒”隻是“等一下”的意思。
班上有位同學名叫石國璽，古文根底很好，說話愛“拗文言”，有“老夫子”之稱。有一次他居然問孫老師，“目”英文怎麼說？孫老師說，“英文叫作wood。”有同學知道他又在“拗文言”了，便對孫老師解釋，“他不是問‘木頭’，是問‘眼睛’怎麼說。”全班大笑。
在孫老師長年的熏陶下，我的英文程度進步很快，到了高二那年，竟然就自己讀起蘭姆的《莎氏樂府本事》（CharlesLamb：TalesfromShakespeare）來了。我立刻發現，英國文學之門已為我開啟一條縫隙，裏麵的寶藏隱約在望。幾乎，每天我都要朗讀一小時英文作品，順著悠揚的節奏體會其中的情操與意境。高三班上，孫老師教我們讀伊爾文的《李伯大夢》（RipVanWinkle），課後我再三吟誦，感到流暢無阻，其樂無窮。更有一次，孫老師教到《李氏修辭學》，我一讀到丁尼生的《夏洛之淑女》（TheLadyofShalott）這兩句：
Andupanddownthepeoplego，
Gazingwheretheliliesblow…
（而行人上上下下地往來，
凝望著是處有百合盛開）
便直覺必定是好詩，或許那時繆斯就進駐在我的心底。
至於中國的古典詩詞，倒不是靠國文課本讀來，而是自己動手去找各種選集，向其中進一步選擇自己鍾情的作者；每天也是曼聲吟誦，一任其音調淪肌浹髓，化為我自己的脈搏心律。當時我對民初的新詩並不怎麼佩服，寧可取法乎上，向李白、蘇軾去拜師習藝。這一些，加上古文與舊小說，對一位高中生說來，發韌已經有餘了。在少年的天真自許裏，我隱隱覺得自己會成為詩人，當然沒料到詩途有如世途，將如是其曲折而漫長，甚至到七十歲以後還在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