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中的同學裏下江人當然不多，四川同學裏印象最難磨滅的該是吳顯恕。他雖是地主之子，卻樸實自愛，全無紈絝惡習，性情在爽直之中蘊涵著詼諧，說的四川俚語最逗我發噱。在隆重而無趣的場合，例如紀念周會上，那麼肅靜無聲，他會側向我的耳際幽幽傳來一句戲言，戳破台上大言炎炎的謬處，令我要努力咬唇忍笑。
他家裏藏書不少，線裝的古籍尤多，常拿來校內獻寶。課餘我們常會並坐石階，共讀《西廂記》、《斷鴻零雁記》、《婉容詞》，至於陶然忘饑。有一次他抱了一疊線裝書來校，神情有異，將我拖去一隅，給我看一本“禁書”。原來是大才子袁枚所寫的武則天宮闈穢史，床笫之間如在眼前，尤其露骨。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文章袁枚是寫得出來的。當時兩個高中男生，對人道還半懵不懂，卻看得心驚肉跳，深怕忽然被訓導主任王芷湘破獲，同榜開除，身敗名裂。
又有一次，他從家中挾來了一部巨型的商務版《英漢大辭典》，這回是公然拿給我共賞的了。這種巨著，連學校的圖書館也未得購藏，我接過手來，海闊天空，恣意豪翻了一陣，真是大開了眼界。不久我當眾考問班上的幾位高才生：“英文最長的字是什麼？”大家搜索枯腸，有人大叫一聲說，“有了，extraterritoriality！”
我慢吞吞搖了搖頭說，“不對，是floccinaucinihilipilipilification！”說罷便攤開那本《英漢大辭典》，鄭重指證。從此我挾洋自重，無事端端會把那部番邦秘笈挾在腋下，施施然走過校園，幻覺自己的博學頗有分量。
另外一位同學卻是下江人。我剛進青中時，他已經在高二班，還當了全校軍訓的大隊長，顯然是最有前途的高才生。他有一種獨來獨往、超然自得的靈逸氣質，不但談吐斯文，而且英文顯然很好，頗得師長賞識，同學敬佩。
那時全校的寄宿生餐畢，大隊長就要先自起立，然後喝令全體同學“起立”並轉身向訓導主任行禮，再喝令大家“解散！”我初次離家住校，吃飯又慢，往往最後停筷。袁大隊長憐我年幼，也就往往等我放碗，才發“起立”之令。事後他會走過來，和顏悅色勸勉小學弟“要練習吃快一點”，使我既感且愧。
有了這麼一位溫厚儒雅的大學長，正好讓我見賢思齊，就近親炙。不料正如古人所說，他終非“池中物”，隻在青中借讀了一學期，就輾轉考進了全中國最好的學府“西南聯大”去了。
後來袁可嘉自己卻得以親炙馮至與卞之琳等詩壇前輩，成為四十年代追隨艾略特、奧登等主知詩風的少壯前衛。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我也追隨青年會中學回到我的出生地南京，繼續讀完高三。那時袁可嘉已成為知名的詩人兼學者，屢在朱光潛主編的大公報《大公園》周刊上發表評論長文，令小學弟不勝欽仰。
五十二年後，當初在悅來場分手的兩位同學，才在天翻地覆的戰爭與鬥爭之餘，重逢於北京。在巴山蜀水有緣相遇，兩個烏發平頂的少年頭，都被無情的時光漂白了，甚至要漂光了。
而當年這位小學弟，十歲時從古夜郎之國攀山入蜀，十七歲又穿三峽順流出川，水不回頭人也不回頭。直到半世紀後，子規不知啼過了幾遍，小學弟早就變成了老詩人，才有緣從海外回川。但是這一次不是攀山南來，也並非順流東下，而是自空而降，落地不是在嘉陵江口，而是在成都平原。但願下次有緣回川，能重遊悅來場那古鎮，來江邊的沙灘尋找，有無那黑發少年草鞋的痕跡。
二○○○年五月三日於高雄西子灣
黃河一掬
廂型車終於在大壩上停定，大家陸續跳下車來。還未及看清河水的流勢，臉上忽感微微刺麻，風沙早已刷過來了。沒遮沒攔的長風挾著細沙，像一陣小規模的沙塵暴，在華北大平原上卷地刮來，不冷，但是挺欺負人，使胸臆發緊。我存和幼珊都把自己裹得密密實實，火紅的風衣牽動了荒曠的河景。我也戴著扁呢帽，把絨襖的拉鏈直拉到喉核。一行八九個人，跟著永波、建輝、周暉，向大壩下麵的河岸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