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襟清淚渡黃河
他的情人靈簫怕龔自珍耽於兒女情長，甚至用黃河來激勵須眉：
為恐劉郎英氣盡
卷簾梳洗望黃河
想到這裏，我從衣袋裏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對著滾滾東去的黃河低頭默禱了一陣，右手一揚，雪白的名片一番飄舞，就被起伏的浪頭接去了。大家齊望著我，似乎不覺得這僭妄的一投有何不妥，反而縱容地讚許笑呼。我存和幼珊也相繼來水邊探求黃河的浸禮。看到女兒認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麼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機會帶她來認河，想當年做爸爸的告別這一片後土隻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紀，我的眼睛就濕了。
回到車上，大家忙著拭去鞋底的濕泥。我默默，隻覺得不忍。翌晨山大的友人去機場送別，我就穿著泥鞋登機。回到高雄，我才把幹土刮盡，珍藏在一隻名片盒裏。從此每到深夜，書房裏就傳出隱隱的水聲。
二○○一年七月於高雄
金陵子弟江湖客
一
我這一生，先後考取過五所大學，就讀於其中三所。這件事並不值得羨慕，隻說明我的黃金歲月如何被時代分割。
第一所是在南京。那是抗戰勝利後兩年，我已隨父母從四川回寧，並在南京青年會中學畢業。那年夏天在長江下遊那火爐城裏，我同時考取了金陵大學與北京大學，興奮之中，一心向往北上。可是當時北京已是圍城，戰雲密布；津浦路伸三千裏的鐵臂歡迎我去北方，母親伸兩尺半的手臂挽住了我，她的獨子。
我進金陵大學外文係做“新鮮人”，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還不滿十九歲的男孩，麵對四年的黃金歲月，心情已頗複雜，並不純然金色。回顧七年的巴山蜀水，已經過去，但少年的記憶與日俱深，忘不了許多中學同學：“上課同桌，睡覺同床，記過時同一張布告，詛咒時，以彼此的母親為對象。”眼前的新生活安定而有趣，新朋友也已逐一出現，可是不像遠去北京那麼斷然而浪漫，而且名師眾多，尤其是朱光潛與錢鍾書（後來才知道的）。至於未來，我直覺不太樂觀。抗戰好不容易結束，內戰迫不及待又起，北方早成了戰場，南方很可能波及。茫茫大地正在轉軸，有一天目前這社會或將消失，由截然不同的社會取代。新的價值也許樸素，也許苛嚴，對文學的要求隻會緊，不會寬吧？到那時，文學就得看政治的臉色了。這種疑慮惴惴然隱隱然，一直困擾著我。
記得當時金陵大學的學生不多，我進的外文係尤其人少，一年級的新生竟然隻有七位。有一次係裏的黑人講師請我們全班去大華戲院看電影，稀稀朗朗幾個人上了街，全無浩蕩之勢。較熟的同學現在隻記得李夜光、江達灼、程極明、高文美、呂霞、戎逸倫六位。李夜光讀的是教育係，江達灼是社會係，程極明是哲學係，高文美是心理係，後麵兩位才是外文係。其中李夜光戴眼鏡，愛說笑，和我最熟。程極明富於理想，頗有口才，儼然學生運動的領袖，不久便轉學去了複旦大學，跟大家就少見麵了。他儀表出眾，很得高文美的青睞，兩人顯然比他人親近。高文美人如其名，文靜而秀美，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她的父親好像是南京的郵政局長，所以她家寬敞而有氣派，我們這小圈子的讀書會也就在她家舉行。至於討論的書，則不出當時大學生熱衷的名著譯本，例如《約翰·克裏斯多夫》、《冰島漁夫》、《羅亭》、《安娜·卡列尼娜》之類。
呂霞和戎逸倫倒是外文係的同學。呂霞大方而親切，常帶笑容，給我的印象最深，因為她的父親是著名的學者呂叔湘，在譯界很受推崇。有了這樣的父親，也難怪呂霞談吐如此斯文。
那時我相當內傾，甚至有點羞怯，不擅交際，朋友很少，常常感到寂寞，所以讀書不但是正業，也是遣悶、消憂。書呢讀得很雜，許多該讀的經典都未曾讀過，根本談不上什麼治學。因此當代文壇與學府的虛實，我並不很清楚，也沒有像一般文藝青年那樣設法去親炙名流。倒是有一次讀莫泊桑小說的英譯本，書中把“斷頭台”誤排成了叫quillotine，害我查遍了大字典都不見，乃寫信去向我認為當時最有學問的三個人：王雲五、胡適、羅家倫。這種拚法他們當然也認不得。也許我寫的地址不對，信根本沒有到他們手裏，總之一封回信也沒有收到。
名作家去南京演講，我倒聽過兩次。一次是聽冰心，我去晚了，隻能站在後排，冰心聲音又細，簡直聽不真切。一次是聽曹禺，比較清楚，但講些什麼，也不記得。
金陵大學的文科教授裏，舉國聞名的似乎不多，也許要怪我自己太寡聞，徒慕虛名，不知實況吧。隔了半個世紀，我隻記得文學院長是倪青原，他教我們哲學，學問有多深我莫能測，但近視有多深卻顯而易見，因為就算從後排看去，他的眼鏡邊緣也是圈內有圈，其厚有如空酒瓶底。教我們本國史的陳恭祿也戴眼鏡，身材瘦長，鄉音頗重。有一次見他夾著自己的新著《中國通史》兩大冊，施施然在校園中走過，令我直覺老師的“分量”真是不輕。還有位高覺敷教授，教我們心理學，口才既佳，又能深入淺出，就近取喻，難怪班大人多。有一次他公開演講，題目竟是青年的性生活，聽眾擁擠當然不在話下。這講題十分敏感，在當日尤其聳動，高教授卻能旁敲側擊，幾番峰回路轉，忽然柳暗花明，冷不防點中了要害。同學們的情緒興奮而又緊張，經不起講者一戳即破，大爆哄堂，男生鼓掌，女生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