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看到李鑄晉教授。當時他授我現代藝術，鼓勵多於教誨，使我獲益至大，而且屢次在風雪中送我回四方城。詩人保羅·安格爾教授（PaulEngle）是我的導師，無論在課程的安排或是畢業論文的寫作上，都給了我很多啟示。他曾邀我去他在石城（StoneCity）的夏季別墅，使我瞻仰到名畫家伍德（GrantWood）當初作畫的地方，又把我介紹給佛洛斯特，使我得以親炙這一代詩宗。此外，如鄭季華、陳纘湯、苟淵博、楊龍章、林成蔭、林偉卿、吳祚傳、朱光玉、張振書、葉續原、翁同香、蔡嘉泰、閻愛德等同學、梅貽寶教授、日本同學長田好枝（YoshieOsada）、居停女主人蘇克（BlancheCuker），以及奧賽治（Osage）的歐樂生家人（TheOlsens），都是在異國不可多得的師長或朋友，對他們我將永遠懷念。
最後，我必須感激梁實秋先生。是他使我的新大陸之行成為可能，並不時去信慰我鄉愁，使我雖在零下的異國，猶有坐春風之感，梁先生的書信總是很有趣的，以下抄錄一段，算是《雅舍小品》的補遺：
“我患糖尿，雖無痛苦，但飲食不得放肆，酒尤所忌，老饕不能不叫屈也。體重驟減廿餘磅，消瘦似梅花矣。”
夏菁、望堯、黃用、子豪、雲坡、瘂弦、洛夫、夢蝶、張健、羅門、德星、辛鬱、泰鬆、蕭憶諸兄，或去信減我羈思，或寫詩相贈，使我雖在地球反麵，仍時時嗅到東方的氣息，這種友誼是十分可貴的。雲坡兄在封麵設計與出版才麵的協助在此特別致謝。
一九六○年三月於台北
我是藝術的多妻主義者
——《五陵少年·自序》
納入《五陵少年》的這三十多首詩，完成於一九六○年初春到一九六四年初夏之間，也就是說，都是我留美回台後迄赴美講學前那一段日子的作品。五年間寫的詩，當然不止這些。其中一些新古典風味的抒情詩，一些“現代詞”，已經收進了《蓮的聯想》。一些長詩，例如《天狼星》、《氣候》、《大度山》、《憂鬱狂想曲》等，將輯成另一個集子。
這三十多首作品，當初發表時，有的在全島的大報，例如《聯合副刊》，有的在讀者僅百人的élite刊物《藍星詩頁》；雖是同一個繆斯所生，而所適或顯或微，遭遇甚不相同。例如其中的《月光光》幾首，頗為讀者所知，而《吐魯番》、《恐北症》幾首，在《蓮的聯想》的讀者之中，恐怕連聽都沒人聽說過。現在這些東飄西泊的孩子，一齊回到母親身邊，且住在同一個封麵之內，這種喜悅，隻有母親自己才能領受了。
不過，這些孩子的個性也真不同。我的詩集之中，恐怕再找不出第二種像《五陵少年》這麼風格龐雜的了。《五陵少年》之中的作品，在內涵上，可以說始於反傳統而終於吸收傳統；在形式上，可以說始於自由詩而終於較有節製的安排。早一點的幾首，像《敬禮，海盜旗！》、《吐魯番》、《五陵少年》、《燧人氏》、《天譴》等，或狂，或怒，或桀野，或淒厲，都有那麼一點獨來獨往的氣概。晚一些的，則漸漸緩和下來，向不同的方向探索。《圓通寺》是一個方向。《黑雲母》又是一個方向。《圓通寺》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轉變：那種簡樸的句法和三行體，那種古典的冷靜感，接通了去《蓮的聯想》之曲徑。最後幾首，像《黑雲母》、《史前魚》、《月光光》，已經展示出一種漸趨成熟的圓融感。我常常想：如果那時我不赴美，也許繼續發展下去，與目前的風格將不很相同。
因為在二度赴美的前夕，我感覺自己在散文的創作上也漸漸有點eureka的跡象。我的詩和散文，往往有一胎二嬰、一題二奏的現象。例如一個嬰孩的夭逝，倒映在詩上，是《黑雲母》，在散文上，便成為《鬼雨》了。同樣地，《馬金利堡》是《塔阿爾湖》的前奏；《史前魚》是《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倒影。自從開始現代抒情散文的創作以來，麵臨一個題材，左右手的繆斯往往要爭論許久，才決定應該由左手的繆斯或右手的繆斯去處理。如果決定是用散文，則我將喘一口氣，懷著輕鬆而寬容的心境欣然啟程，知道此行是一種跳傘的下降，順風，且必然著陸。相反地，如果決定用詩，我必定緊張而且恐懼，因為已經抵達喜馬拉雅之麓，舉目莫非排空的雪峰，知道此去空氣愈高愈稀，踏腳之地愈高愈少，美麗與危險成正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