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
廈門街鬧書災的書齋
沿“新月”餘緒順流而下
——《天國的夜市·後記》
這是作者的第三本新詩集，包括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及一九五六年三年間的作品六十二首；其中絕大多數發在《中央副刊》，其餘的也曾分別刊登在《藍星周刊》、《文學雜誌》、《自由中國》、《幼獅文藝》和《新生副刊》等期刊上。
十二年前，王敬羲兄應邀為某書局主編一套《文華文叢》，將這本集子收在裏麵，當時的書名是《魔杯》。記得當時那套文叢一共有十本，相當引人注目，不料廣告登過以後，一直就沒有下文。文壇的風景變化萬端，自己的風格也屢經蛻變，後來的作品一本繼一本結集出版，而這本詩集竟一擱十三年。
十三年，在一個作者的創作曆史上，是一段很長的時間。重讀這些“少作”，在重溫昔浪漫的美夢之餘，不免為當日的幼稚感到赧顏。像《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和《給惠特曼》等幾首，發表之初，雖也贏得一些師友的青睞，現在看來，畢竟隻能勉強“承先”，斷斷不足奢言“啟後”。所謂“先”，就是新月社的詩人。如果讀者容我厚顏比附，則當時我的處境真有幾分像葉芝，而新月社的一些先驅也有幾分像羅賽蒂、王爾德、道孫。這比擬當然不盡適合，但我的年齡會讓我上承新月的風流餘緒：晚年的胡適，曾在我英譯《中國新詩選》的慶祝酒會上發表演說，勉勵在場的新詩人繼續努力；葉公超先生是頒給我金手獎的評審委員之一；而梁實秋先生，另一位新月健將，給我的影響更是深遠，不容我一一縷述。從新月出發，我這一代開創了現代詩，正如新月諸賢從古典詩出發，而竟開創了新詩一樣，這原是文學史發展的自然趨勢。
既然如此，也不用為自己的少作護短解嘲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
讓記憶的風在水仙間流浪
——《敲打樂·後記》
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作者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前擔美國中西部及東部的幾個大學，巡回講授中國文學，為期兩年。那兩年，我的驛馬星大動，就像《南太基》裏所說的，“越過的州界多於跨過的門檻”。因此，寫作的時間並不很多，況且，囊有餘金，島內的編輯們更是鞭長莫及；兩年下來，我的總產量隻有這裏的十幾首詩和《逍遙遊》最後的五篇散文了。
那兩年，是我一生中最瀟灑的日子，《塔》中所謂“水仙的日子”。我教的課不多，社交的負荷亦少，信債不算嚴重。稿債幾等於零。另一方麵，噪音和空氣汙染的雙重迫害既忽告解除，方向盤的縮地術又全在自己掌中，一張行車地圖等於天方夜譚的魔毯，咄嗟之間，紐約在車首矗起海市，芝加哥在車尾隱去蜃樓。辛棄疾所謂“不負溪山債”，換了我的術語，便成了“不爽牧神的約會”。比起台北的日子，在學府與文壇之間反複煎熬，幾乎忙成千手觀音的情況來，那段水仙花的歲月真像一個延長的周末。因此每逢國內的雨季、忙季、病季，或是其他的什麼什麼慘季，我自然就會退入那段歲月的回憶裏去。《仙能渡》、《鍾乳岩》、《洋蘇木下》、《天棧上》，都是那時候留下的仙黛瑞拉之履。
當然，那樣子的風平浪靜，隻是浮麵的幻覺罷了。寂寞原是一座水晶的牢獄，透明盡管透明，其為牢獄則一。空間上的阻隔，使我對自己的國家，增加了靈視的真切。我無法擺脫旅美中國人特有的那份失落感。尋尋覓覓，惶惶淒淒，那份失落感在我的心中，在從《七層下》到《布朗森公園》的一係列詩中翻翻滾滾，直到它在《敲打樂》中揚揚鼎沸起來，而我攫回了迷失的自己。《敲打樂》是一種自拯的企圖，行將潰散的靈魂賴以保持完整；它和《洋蘇木下》的麻痹，形成驚心的對照。那種高速而昂揚的節拍，以前從未出現在我的詩中，以後恐怕也不容易再出現了。它是高速公路上高速情緒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