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長途行車，我不再需要自言自語。我可以為三個女人滔滔不絕，指點沿途的紅倉白柵，圓的水塔、尖的教堂。我可以充當她們的翻譯和點菜的顧問。南密西根一帶的好去處好風景，我們很少錯過。附近的滑雪勝地“回聲穀”、養鳥區“鷗湖”、密西根湖畔的行樂地“聖佐”、北方五十哩的工業城“大急灘”和荷蘭移民的“荷蘭村”等，都是我們常遊之地。荷蘭村尤其饒有異國風味：五月來時，那裏盛放的鬱金香、荷蘭風的木鞋舞、龐然的風車和凡高畫中屢見的黃木吊橋，都令人不能忘懷。更遠的行程帶我們去底特律、樂山、印地安納波裏斯、愛奧華和紐約。在印地安納波裏斯，我主持了李盈的婚禮，代替她在台未及趕去的父親，將她嫁給（gaveherway）研究中國文學的美籍王健先生（Janwalls）。在愛奧華，會見了安格爾、華苓、黃用夫婦。在紐約，住在梨華家裏，並見到方思，至於不遠千裏，從各地去卡拉馬如看我們的，則先後有皮奧瑞亞的故人張樹培，明尼蘇達的舊日女弟子黃仲蓉和不久即成為她丈夫的金石同，愛奧華的劉國鬆夫婦，葉珊，與後來成為葉珊太太也是我東海學生的陳少聰。愛奧華大學中文係主任梅貽寶去卡拉馬如學院演說後，也去相訪，並有意邀我回母校去教書，但我行期將臨，隻有辜負他的美意了。
同時，珊珊姊妹也進入當地的公立小學，交到許多新朋友，使得我們和一些小朋友的家長也頗有往還。開始的時候，為每早送她們去上學，我不得不七點鍾就起來，到門口去鏟雪。有時積雪成冰，其堅如鐵，鏟雪人在零下的氣溫裏也會流出一身汗來。後來找到其他學生家長合作，輪流接送，加以春來雪融，就輕鬆多了。咪咪也漸漸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開始體會到做一個美式主婦的滋味。在生活方式上，她一向是一個“西化論者”，所以對於這一切，從學習駕車到做果凍，都很感興趣。
至於我自己，最大的興趣是逛書店，把不切實用的閑書一包一包地買回來。所以到準備回國的時候，書災就忽形嚴重了。我讀了艾略特以後的一些新詩，尤其是所謂“敲打派”的作品，在節奏的處理上不能說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金斯堡的許多觀念我並不讚同，但是他和同輩作者那種反主知、反艾略特與葉芝的粗獷風格，暗示了我一些自由的方向。同時，在蘇俄知識分子之間以同情猶太人且攻擊斯大林見稱的年輕詩人葉甫圖森科（YevgenyYevtushenko），他的自傳，他的樸素有力的詩，都給我極大的鼓舞。我的結論是：艾略特和奧登一脈相傳的嫡係現代派，固然是現代詩昨日的主流，但是在今日的現代詩中，主知並非唯一的大道，而那種曲折其意、囁嚅其言的迂回詩風，也不是年輕一代的心聲，更不是中國新詩人的目標，這種信念，促使我回國後改變了詩風。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我在美國兩年講學的任期界滿，遂整頓行李，帶妻女駕車啟程回台灣。我們從密西根一直開車到西岸的洛杉磯，途中越過印地安納、伊利諾、愛奧華、內布拉斯卡、科羅拉多、猶他、內華達、加利福尼亞，全程約三千英裏。我們在途中行行歇歇，一路探看朋友兼作告別，遇有美景名勝，輒流連不去，所以一直到七月底才離開洛杉磯回台灣。在芝加哥，我們住在劉鎏那裏，且看到七月四日美國國慶的遊行。經過伊利諾時，在皮奧瑞亞又作了張樹培的兩天客人，相信重訪春田城的林肯墓地。在伊利諾西北方的小鎮蓋爾斯堡（Galesburg），我們看到詩人桑德堡的故宅，且翻閱了許多動人的資料和各國訪客的簽名簿。西行途中，在愛奧華城一宿，見到李鑄晉教授、安格爾、華苓和即將回香港的敬義。又特地繞遠路去艾姆斯，向黃用夫婦說再見。愛奧華的七月，悶熱無風，暑氣蒸騰，不下於台灣。內布拉斯卡也一樣，薰風炎炎西來，我們頂風而駛，時速不上六十五哩。丹佛城號稱一英裏高城，但市中心仍燠熱難當。我們作了施穎洲公子約翰伉儷的客人，曾經偕遊紅岩劇場，並參觀水牛比爾的墳墓。一上落磯大山，就把夏天留在平原上了：從北到南，縱貫科羅拉多的大陸分水嶺上，盡是海拔一萬四千尺的赫赫高峰，雖是仲夏七月，峰頂的積雪仍不融化。下車四眺，需要披上厚厚的毛衣。但是翻越了落磯山，那邊就是猶他和內華達的不毛之地，千裏黃沙，走入三天不見森林，不見牧神的綠旌綠幟。沒有多久，我們的皮膚都已油光赤亮，與矗起在地平線上的紅土崗子合為一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