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使》寫的是勇敢的先知，文化思想的真正鬥士。那時年輕的作者壯懷激烈，充溢著那一代的“文星意識”。心中也真有這麼一位先知的形象。後來發現那形象隻是一時的假相，乃決定隻用黑天使這形象，不須所加任何副標題了。今日重讀此詩，覺得“我是頭顱懸價的刺客”那一段，豪氣仍然可驚，換了現在，恐怕是寫不出來的了。《哀龍》所哀者乃中國文化之老化，與當時極端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有一隻死鳥》的主題與《黑天使》相近，寫的仍是一士諤諤的那份情操，其事故之四海而皆然，固不必囿於蘇聯，所以也把舊有的副標題拿掉了。
引起誤解甚至曲解最多的，該是主題詩《敲打樂》了。這首長詩自從十八年前發表以來，頗有一些隻就字麵讀詩的人說它是在侮辱中國。這種浮麵讀者大概認為隻有“山川壯麗，曆史悠久”以及“偉大的祖國啊我愛你”一類的正麵頌辭，才能表達對國家的關懷。這種浮詞遊語、陳腔濫調，真能保證作者的情操嗎？在悲劇《李耳王》裏，真正熱愛父親、忠於父親而在困境之中支持父親的，反而是口頭顯得淡漠的幼女。中國人常說“孝順”，真實順者有時未必是大孝。愛的表示，有時是“我愛你”，有時是“我不知道”，有時卻是“我恨你”、“我氣你”。
在《敲打樂》一詩裏，作者有感於異國的富強與民主，本國的貧弱與封閉，而在漫遊的背景上發為憂國兼而自傷的狂吟，但是在基本的情操上，卻完全和中國認同，合為一體，所以一切國難等於自身受難，一切國恥等於自身蒙羞。這一切，出發點當然還是愛國，而這基本的態度，在我許許多多的作品裏，尤其是像《地圖》和《蒲公英的歲月》一類的散文裏，我曾經再三申述。《蒲公英的歲月》甚至以這樣的句子作結：
他以中國的名字為榮。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為榮。
奇怪的是：仍然有一些論者竟然斷章取義，隨手引述《敲打樂》詩中的句子，對作者的用意妄加曲解。這首詩刊於六十年代中期，當時的言路不像今日開放，所以有些地方顯得有點隱晦，恐亦易引起誤會。例如“菌子們圍著石碑要考證些什麼”那一段，說的正是我們文化界的抱殘守缺。又如“整肅了屈原”一段，說的固然是文革前夕的大陸，但是未必沒有我們自己的聯想：當時《文星》月刊奉命停刊，該刊末期的言論我未必全然讚同，但是這麼一本原則上代表知識分子心聲的刊物，竟然不能再出下去，對我當日在異國的心情仍是一大挫折。又例如下麵一段：
從威奇塔到柏克麗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繆斯，嫁給舊金山！
原是指六十年代中期，美國的江湖派詩人反對博學而主知的艾略特，寧可追隨惠特曼自由奔放的詩風，而當時的青年文化也逐漸從東岸移向西岸，以舊金山為中心。惠特曼在《草葉集》裏曾經豪情大發，叫繆斯從希臘移民去新大陸，開拓新詩的天地。我說“九繆斯，嫁給舊金山！”正是用惠特曼的口吻把此意向前更推一步。竟有一位哲學教授把這句詩解為作者有意奉獻自己給舊金山，足以反證他根本沒讀過《草葉集》，不了解惠特曼。
我在寫《敲打樂》時，還沒有注意到美國的搖滾樂，詩以“敲打樂”為名，隻是表現我當時激昂難平的心境。詩句長而標點少，有些地方字眼又一再重複，也是要加快詩的節奏；這樣的緊迫感在我的詩裏實在罕見。此詩曾經我自己英譯，收在《滿田的鐵絲網》（AcresofBarbedWire）譯詩集裏。後來又經徳國作家杜納德（AndreasDonath）譯成德文，收進一九七六年為紀念漢學家霍夫曼而出版的專書《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經濟》（China；Kultur，PoktikandWritschaft—FestschriftfürAlfredHoff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