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死時》這首詩曾經收入許多詩選；我在香港的時候，發現大陸也有好些刊物加以轉載。香港作曲家曾葉發先生，早在一九七五年，曾將此詩譜成四部渾聲合唱曲，並在崇基學院親自指揮演唱。
寫於二十年前的這些詩，今日讀來，仍能印證當日深心的感受。詩，應該是靈魂最真切的日記。有詩為證的生命，是值得紀念的。這首詩，上接《五陵少年》，下啟《在冷戰的年代》，通往我六十年代後期的某些詩境，形成了我中年詩生命的一個過渡時期。本集曾收入《藍星叢書》，初版於一九六九年，十七年來迄未再版，坊間也久已絕蹤，所以得窺全豹的讀者很少。現在幸得九歌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再呈於讀者之前，真可以說是為二十年前的我招魂來歸了，一笑，一歎。
一九八六年元旦於高雄西子灣
遠行和獨行是靈魂的親兄弟
——《在冷戰的年代·後記》
《在冷戰的年代》是我最近的一卷詩集。收在這裏的五十多首詩，都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回台以後的作品。除了少數例外，這些詩所記錄的，都是一個不肯認輸的靈魂，與自己的生命激辯複激辯的聲音。
現代詩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在心理的背景上，仍然不能擺脫巴黎或長安。讓薩特或李白的血流到自己的藍墨水裏來，原是免不了也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如果自己的藍墨水中隻有外國人或唐朝人的血液，那恐怕隻能視為一種病態了吧？如果說，生活是一個考場，則進場的時候，無論夾帶的是薩特或是李白，總不是一種誠實的態度。可是今日正有不少詩人滿口袋都是夾帶。事實上，非巴黎或長安不為詩的現象，說明了一個作者有多狹窄，多公式化。且以武俠為例。據說武功真到出神入化的時候，一根筷子，一莖稻草，也可以當兵器使用。我覺得這種說法很有點寓意，不可全嗤為迷信。因為這時，所謂武功已經在武士身上，無所施而不見其神。一定要佩一把劍才能使劍的，已經落入第二流了，不是嗎？美國詩人哈特·克瑞因曾說，現代詩應該吸收機械，像吸收帆船和古堡那樣自然。對於他說的，我不很熱衷。我寧可看見現代詩人吟詠德惠街或水源路，像他們吟詠章台或格林尼治村那麼自然生動。再打一個譬喻。呂洞賓點石成金，最重要的不是石也不是金，而是呂洞賓的手指，不，他的道術。那許多開口存在閉口現代如咀嚼口香糖的作者，正以為黃金是在石中。
唯有真正屬於民族的，才能真正成為國際的。這是我堅持不變的信念。為了堅持這個信念，我首經喪失了許多昂貴的友情。不過，一個決心遠行的人，原就應該有獨行的準備啊。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
現代中國意識的驚蟄
——《在冷戰的年代·新版序》
《在冷戰的年代》是繆斯為我生的第九胎。
那時我正在壯年，但世界正在動亂。海峽的對岸，文革正劇，劫火熊熊裏，隻舞著同一張麵孔，同一冊小紅書。海的對岸，越戰方酣，新聞圖片裏聞得到僧尼自焚的焦味。這些，都記錄在我的詩裏。同時，我壯年的靈魂在內憂外患下進入了成熟期，不但敢於探討形而下的現實，形而上的生命，更敢於逼視死亡的意義。這時自我似乎兩極對立，怯懦的我和勇健的我展開激辯。
中國是什麼？我是誰？那時我最關心這兩個主題。
那時的我，常在詩中擔任一個樂觀的失敗者。這角色常被一種力量否定，卻反身奮戰，對否定再作否定，也就是說，有所堅持，有所肯定。因此那時的詩也往往始於否定而終於肯定，例如《有一個孕婦》，或者始於彷徨而終於固執，例如《火浴》。有時甚至於在一句話裏就完成了否定與肯定、矛盾與調和。例如在文革期間，我曾去香港的邊境北望，寫下《忘川》，其中有這麼一句：
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
“梅毒”是對文革的否定，而“母親”是我對中國大陸的肯定。我肯定的是中國之常：人民、河山、曆史，而否定的是中國之變：斯時政局。海外以自由主義自許的讀書人裏麵，頗有一些分不清兩者，或是不敢把兩者分清。我寫下這麼一句，自問可以心安理得，麵對李杜。我始終覺得有所抉擇有所否定的肯定，才是立體、具體，而滿口“偉大的祖國啊我愛你”式的肯定，不過是平麵、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