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六詩人節前夕
詩樂合，歌乃生
——《白玉苦瓜·後記》
一位詩人過了四十五歲居然還出詩集，該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華茲華斯的眾作，多在三十七歲以前完成，四十五歲以後，便真個江郎才盡了。柯立芝和安諾德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繆斯，好像是不喜歡中年的，更無論老年了。當然，認真追她的詩人，到了四十、五十以後，倒是真能微聞薌澤的。至於七十歲的詩翁竟贏得繆斯青睞眷顧的，也不乏前例。相形之下，西方的詩觀似乎強調青春，中國人就似乎看得淡些。希臘的詩神阿波羅，同時也是青春之神，中國人則強調“庾信文章老更成”，強調老樹著花，大器晚成。華茲華斯和史雲朋，到了晚年，還在詩中津津樂道童年，中國詩人則絕少這種現象。相反地中國的古典詩歌詠中年的哀樂和老年的感慨，最多傑作。西方的觀念，認為詩應狂放不羈，至於散文，則是一種“文雅的藝術”（acivilofart）。中國的詩觀比較講究溫柔敦厚，中年的沉潛和少年的激越同樣受到重視。一般說來，中國的詩人進入成熟期，都比較曠達而自然，不像葉芝那樣既驚且怒，也不像白朗寧那樣虛張聲勢。
中國雖有江郎才盡之說，實際的例子反而不像西方多。創作力持續之謎，說得玄秘一點，簡直上通天機，不可思議，說得掃興一點呢，也許下通生理，跟什麼“腺”之類的不無關係，當非靈感派的詩人所願接受。除了人力不能控製的因素而外，主觀的堅持和努力仍是決定性的條件。三年前，我在一篇文章裏曾經揚言，說什麼“在躊入地獄之前，假使容我選擇帶一個伴侶，則我要選擇的不一定是詩，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現代詩”，當時頗令一些學朋詩友懷抱杞憂，擔心從此我將棄繆斯而去。事實上，《現代詩與搖滾樂》裏的那一番話，是激於現代詩之冷與搖滾樂之熱，炎涼對比之下，有感而發。現代詩為什麼冷？搖滾樂為什麼熱？簡單說來，是因為前者的形式不容易讓人親近，內容又不大切合時代與環境，而後者恰恰相反。當時我身在美國，浪蕩已有兩年，心情幽遠而寥落，創作也十分歉收，麵對搖滾樂的誘惑，不免怨起現代詩來。前引那一番話，不過是要氣氣繆斯，表示天下之美，不盡在卿。那隻是情人吵架，當不得真的。
我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底回台的。學府和文壇的朋友，熱切的學生和讀者，忙碌的市民和渾厚的鄉人，電話鈴，限時信，門鈴門鈴，一回到這一切的中間，無論是國難之大或私情之小，都覺得十指連心，怎麼也瀟灑不起來。記得回家的第一夜，百感危急，時空的輪轉，鄉情的震撼，令我失眠。聽著鄰居後院幽沉的蛙噪和廈門街巷底深邃的犬吠，真真感覺自己是回來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的雞啼和賣豆腐女人的呼喊，使回來的感覺更形真切。因為這一切就是中國，從詩經的第一句起就是如此，每次聽到，都令人打心的巷底響起回聲，嫋嫋難絕。就這樣，人回來了，心回來了，詩，也回來了。
我和音樂之間的關係，還需要交代一下。意象與節奏，原來是詩之感性的兩個要素。節奏感與音調感可能因人而有小異，但是詩人而缺乏一隻敏感的耳朵，是不可思議的。音調之高低，節奏之舒疾，句法之長短，語氣之正反順逆，這些，都是詩人必須常加試驗並又善為把握的。自從現代詩反傳統以來，不少作者連中文的基本聲調都忽略了，結果一首詩不是音不副義，甚或音義相左，在聲調上“表錯了情”，便是完全喪失了節奏的張力，成為一首“啞詩”。國語隻有四聲，少了一個峭急險驟的入聲，新詩的音域先天上已經比古典詩狹窄。剩下來的四聲，如果還不能充分發揮功用，新詩的音樂性，也就難怪要日趨貧乏。有一次和芳明談詩，曾自稱是新詩人中最愛在情緒的高潮和行末用去聲字的作者。技巧上的這種苦心，論我的文本裏幾乎從未加以分析。我認為，凡是成功的現代詩人，沒有一體不是在音樂性上別有建樹的。這一點，除了溫任平等極少的評論家外，也幾乎無人論及。
詩和音樂結婚，歌乃生。十年前，誰要是為了歌去寫一首詩，就會有追求“流行”的嫌疑。這種為晦澀殉道的高等幻覺，在今日，已經是落伍了。不說搖滾樂正是詩與歌的結合，即使“正宗”的現代詩人如奧登等，也寫過不少歌謠體的詩。如果詩人和作曲家視“流行”為失節，麵對唱片、電台、電視，隻曉得退守一隅，自艾自怨，那就隻有注定“冷藏”的份了。歌，正如發行刊物和舉辦朗誦會一樣，也是現代詩大眾化的一個途徑。當社會需要歌，好聽又有深度的歌，詩人就應該滿足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