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四月於西子灣
換位·就位·複位
——《夢與地理·後記》
《夢與地理》是我的第十五本詩集，也是我自香港回台定居後的第一本詩集。
四年又八個月以前，我的臨海樓居從吐露港遷來西子灣，寫詩的窗口對著的已是另一片海天。這種地理的也是心情的“換位”，對詩人往往是一大考驗，甚至一大危機。若是不能調整、適應，可能演成“失位”：也就是說，舊經驗失去了，新經驗卻不能消化為新題材、新藝術。若是調適得當，足見知性未泯，感性未鈍，而又綜合得體，便能在美麗的新世界“就位”。
《夢與地理》的第一首詩《問燭》（可以稱為破題詩），寫於來高雄後的一個半月，調適得算快的了，但主題仍為懷舊，還算不上是“就位”。其實從《水平線》到《重回沙田》，本集開始的五六首詩，深深懷念香港，與上一本詩集《紫荊賦》卷末的《老來無情》等四首詩，“隔集”甚至“隔水”呼應，仍是換位的現象。要到《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和《石器時代》，才算勉強就位於台灣。而真正就位於高雄，當始於《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和《控訴一枝煙囪》，那已是來高雄的第四個月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來這天南港都的。迄今得詩近九十首，相當兩本詩集的分量。其中有些詩其實還是組詩：母題所納子題，少則兩題，多達十九題。收入這本《夢與地理》的五十多首詩，到一九八八年五月約《聽容天圻彈古琴》為止，隻是來高雄後前兩年半的產量。《聽容天圻彈古琴》之前，還有寫水果的六首詩：《埔裏甘蔗》、《初嚼檳榔》、《安石榴》、《削蘋果》、《蓮霧》、《南瓜記》原應納入本集，但因為後來我又寫了四首水果詩，也許將來還會寫得更多，乃決定留待下集，一並推出。編詩集出書，究竟該按寫作時序還是主題來分類，常是兩難之境。這一次既然水果的主題成了氣候，為了強調我的南部風格，遂另作調整。
《夢與地理》曾獲第十五屆“國家”文藝獎。當時汪廣平先生熱心推薦，促勸再三，為了及時自印送審，此集作品的編選有點匆忙，在體例上未盡理想。現在正式交給洪範出版，乃略加調整。把那六首水果詩留給下集，即為一例。
那些水果詩當然頗有南部風味，但納入此集的若幹作品，尤其是《墾丁十九首》，也都不失地區寫實的情趣。自從定居高雄以來，我就一心歸命做定了南部人，頗令我的台北朋友感到不便，甚至不滿。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離開台北？我的回答是，不是我離開了台北，而是台北，我認識的那個台北，半輩子消磨其中的台北，離開了我。我去台北的次數愈來愈少了，一來是怕見今日的台北，二來是情傷昔日的台北。因為台北變了，台北人也變了，而最可驚最可悲的，是我自己也變了。十六年前在鬆山機場揮別台北的那個人，我已經不再是他。即使我回去台北，也無法“複位”。一年前，我更告別了廈門街的那條家巷，把一切都搬來了高雄。
另一方麵，在《蜀人贈扇記》、《還鄉》、《秦俑》等較長的作品裏我的中國情結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峽形勢漸趨和緩之際，似乎愈結愈綢繆了，以至同題的《中國結》先後竟有兩首。中國情結更甚於台北情結，並不是回大陸就解得了的。
媒體日益便利，資訊日益繁多，即使你坐在家裏，世界也會來敲你房門，所謂地球村，早已不是純理論了。哈雷彗星來時，全世界的眼睛都舉向這天外過客。冬季奧運也不必真去加拿大觀賞，東德選手薇特奔放的舞姿，自然會映上你家的熒光幕。就這麼，我得到《歡呼哈雷》、《墾丁的一夜》、《冰上舞者》、《冰上卡門》四首詩。在二十一世紀倒數將至的九十年代，一位作家不妨係根於鄉土，定位於民族，但同時也必須把觸須伸向全世界。無論如何，文化的自閉症是患不起了。
八十年代的後半期，尤其是解嚴以來，台灣的出版界圖書愈出愈多，性質念趨多元，而讀者愈益分散。《夢與地理》的許多作品選入各種詩選，轉載各種報刊，引起各家評論，其頻難以列舉，隻能略述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