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最早的一篇少作，是《猛虎與薔薇》。那年我剛台大畢業，散文雖也寫過多篇，“美文”卻是初試。當時為什麼沒有繼續寫下去，現在卻已感到惘然。等到再用散文來抒情，寫出《石城之行》和《記佛洛斯特》一類的作品來時，已經是《猛虎與薔薇》之後的六七年了。
《猛虎與薔薇》在“中央副刊”發表時，作者已經二十四了，無論如何，都難說是“早熟”。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在這年齡所寫的作品，往往勝我許多。但在另一方麵，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一開筆便走純感性的路子，變成一種新的風花雪月，忽略了結構和知性，發表了十數篇之後，翻來覆去，便難以為繼了。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隻是一堆現象，很容易落入濫感。不少早熟的青年散文作家，開筆驚人，但到了某一層次，沒有知性的推力，更難上攀一分，實在可惜。
本集收文十八篇，就比例而言，仍以詩、畫的論評分量為重。從十多年的這一頭回顧，這些長評短論，有些還站得住腳，有些就顯得淺薄或誇大了。相對而言，幾篇抒情之作似乎較耐時間的考驗：當時之理，未必盡為今日所認可，但當時之情，卻近於人之常情，真個是“理短情長”了。而鏡破片片，每一片中都是一我，也難以指認誰真誰幻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於中文大學
仙人掌上雨初晴
——《掌上雨·新版序》
《掌上雨》裏麵的二十二篇評論，寫於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間，距今倏忽已經有十七年了。那是我的“論戰時期”，年不算怎麼少，氣卻十分旺盛。正當三十出頭，我的蠟燭兩頭燃燒，在四家大學教書之餘，還要寫詩，寫散文，寫這些長評短論。當時我寫的論戰文章，大致是圍繞著三個主題：文白之爭，現代畫，現代詩。現代詩的論戰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為現代詩辯護，論戰的對象是社會人士；第二個階段是為西化與傳統的問題爭執，論戰的對象卻是其他的現代詩人。在古典詩與五四的新詩之後，現代詩是“必然”；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具有這樣的信心，我才挺身出來為現代詩辯護。但是現代詩畢竟是新生的藝術，傳統尚未建立，毛病在所難免。現代詩該怎樣寫，它對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潮流該持怎樣的態度？在這些問題上，我的看法和某些現代詩人很不一致，乃激起了“內戰”。
本書第二輯中，前四篇皆屬第一階段，後七篇則屬於第二階段，前後的觀點變化頗大。如今事隔十多年，我仍為當日自己敢於毅然決然告別虛無與晦澀感到高興。那樣子的揮刀一斷，省去了多少摸黑的冤枉路。超現實主義在技巧上不失為一件犀利的武器，但是它不知自己為何而戰，實在是太被動了。
在另一方麵，當年攻擊現代詩的社會人士，也並未勝利。現代詩的運動雖然不算成功，但比起十多年前，畢竟是進步了，不但作者和論者的水準提高了許多，讀者也大大增加了。大致而言，現代詩人對西化不再盲從，對古典傳統也有了重估。現代詩的毛病當然仍多，可是詩人們自我修正的適應力和年輕詩人們的潛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六十年代的台灣文壇，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曾風行一時。進入七十年代後，文化界的思想大變，矯枉過正，作家們熱衷的又變成社會與鄉土，其中某些評論家對於普羅文學的向往，更形於顏色。跟風弄潮，原是人之常情，但文學不是風潮，作家更不是時裝家，可以預言的是，普羅的風潮息後，不會留下多少傑作，正如為藝術而藝術的風潮既逝，也沒有多少作品真能傳後。理論嚷得愈響的人，創作也往往愈為無能。
國內有些論者一口咬定六十年代的台灣文壇全盤西化，崇洋成災；海外也有不少論者這麼輕率下筆。這當然絕不公平。從本書各文篇末所注日期，可知早在一九六一年我就已警覺西化之失，並挺身而出，向許多西化作家直言苦諫，更不惜向虛無與晦澀斷然告別。在當時的文壇上，和我所見略同的作家也不在少數，因此“全盤西化”之說，隻是一偏之見，最能投合頭腦簡單而且習用二分法的一般批評家。
論戰的文章往往意氣用事，破壞多於建設。一部文學史，大半是建設者，亦即創作者所寫成的。文學批評可以或正或反地影響創作。正則鼓勵，反則針砭，但不能代替創作。我常說，對一位作家最大的威脅，不是苛嚴的批評家，而是一位更新更好的作家。同時，一位作家對批評家最有效的答複，不是自我辯護的“纏鬥”，而是努力寫，使自己成為那位“更新更好的作家”。文學史，隻屬於不斷創作尤其是不斷創新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