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日於葛底斯堡
孩子，看看你成長的樣子！
——《逍遙遊·九歌新版序》
《逍遙遊》是我的第三本文集，一九六五年夏天文星書店初版，可以算是“少作”了。那時書在台北問世，作者卻遠在美國，以富爾布萊特訪問學者的身份，在賓州古戰場畔的葛底斯堡講學，剛告一段落。此書初版時的《後記》，便寫於那小鎮的林肯廣場旁邊，一座七瓴三層古屋的閣樓。那時我獨客在美，已近一年，家在地球的反麵，三個可愛的女兒尚在稚齡，第四個，季珊，還是三個多月的幼嬰；至於海峽對岸，是鐵幕沉重，文革尚未爆發。我一個人高棲在那古屋樓頂，十足一位東方隱士，自覺是世上最寂寞的人。
這本書裏的二十篇文章，都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之間所寫：論篇幅則長短懸殊，論文體則兼具知性與感性，論寫作地點則遠隔重洋，實在相當龐雜。前麵的十二篇知性文章裏，有《象牙塔到白玉樓》、《剪掉散文的辮子》、《從靈視主義出發》一類的長篇正論，也有《迎七年之癢》一類的雜文和《偉大的前夕》一類的畫評。後麵的八篇作品則全為抒情散文，有的略帶自傳而寫實，更多的是恣於自剖而寫意，可以說是我壯年的詩筆意猶未盡，更伸入散文來賈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來多一點詩情，比起詩來又多一點現實與氣勢。
這些文章在我散文與評論的發展，前承更早的《左手的繆斯》與《掌上雨》之初旅，後開《望鄉的牧神》之遠征，成為重要的轉型。那兩年在詩上正是我從《蓮的聯想》轉入《五陵少年》與《敲打樂》過渡，足見我的詩藝進展得迂回而緩慢，寫了十七八年才能與創作不過七年的抒情散文並駕齊驅。
我的所謂“自傳性的抒情散文”，該從一九五八年在艾奧瓦所寫的《石城之行》算起。不料無心插柳，卻後來居上，比詩園的花圃長得更茂。收在《逍遙遊》中的八篇抒情散文，其最早的一篇《鬼雨》，嚴格說來，隻是我的第二篇此類作品，但其為成熟之作，卻遠非我的第二十首詩所能相比。
這八篇抒情散文中，《鬼雨》、《莎誕夜》、《逍遙遊》都寫於台灣；後麵的五篇則寫於美國。除《落楓城》之外，其他四篇全是在葛底斯堡的那半年所寫，最能見證我當時的心情；《鬼雨》、《逍遙遊》、《塔》等篇的轉載率與入選率最高，也常被引證，剖析。《莎誕夜》寫於莎翁生辰四百周年紀念的前夕，通宵揮筆而成，是當時“聯副”的主編平鑫濤逼稿的結果。至於《逍遙遊》一篇所以用來做書名，則正如當年我在古屋的閣樓上寫的《後記》所說，“因為這是我這次來美國前夕，站在回憶與預期之間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戰史。在中國人行路難的時代，我竟何幸，作異城的逍遙之遊。”
難解的是，那次我在美國講學前後兩年（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隻有第一年寫了五篇抒情散文，第二年轉去密歇根的卡拉馬祖，就隻寫詩，不再有散文了。從《逍遙遊》最後這篇《塔》，到回台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才寫的《咦嗬西部》，一連十五個月，在抒情散文上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在《咦嗬西部》與其後的《南太基》、《登樓賦》、《望鄉的牧神》寫的雖然也都是那次的美國經驗，卻是回台以後追憶舊遊所得，畢竟是異時異地之作了，宜乎納入另一本書裏。
至於《逍遙遊》前麵的十二篇批評文字，或長或短，或正論或雜說，都不僅是為批評而批評，而是為了配合我當時的創作方向，在史觀與學理上不斷探討，以厘清在語言、文類、詩體各方麵必須解決的問題：例如《剪掉散文的辮子》是要分析當時散文的幾種病態，並提倡活潑的現代散文。《象牙塔到白玉樓》是要重認傳統，進而把古典接通現代，印證古典並不乏生機，而現代也不缺活水，與我當時在《蓮的聯想》和《五陵少年》中所追求的，實在殊途同歸。至於《鳳·鴉·鶉》一文主張新文學不可盡廢文言，也是我在散文寫作上追求文白交融、中西互濟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