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掉散文的辮子》早在三十七年前便已發表，可以說是現代散文革命的一篇宣言，引起不少反響。不料近年此文選入了高中三年級的國文課本，頗有一些教師埋怨此文引經據典，牽涉太繁，而所學西洋文學的例子又非國文教師所易掌握。因此我去許多高中演講，不免自我解嘲，說當年我寫這篇文章，原本針對時弊而發，怎麼料得到將來會選入教科書去，平添老師備課的負擔呢？其實此文所涉雖廣，但挑剔的都是流行已久的毛病，甚至迄今亦未根除。令國文教師備課為難，我雖感到抱歉，但通篇立論卻是對症下藥，不免苦口，卻能益身。至於所舉國學者的文章，都是實例，作者均為名家，已經作古。而所舉洋學者流的那一大段，倒是我的杜撰，不過是把洋學者的文體“漫畫化”了，以誇大其拖泥帶水、冗贅不通而已。什麼“喋喋派”、“期期主義”、“艾艾主義”，隻是我造來挖苦他們惟洋是從、濫用術語的陋習，根本不必認真注釋。至於“莫名其米奧夫斯基”，不過笑其“莫名其妙”而已。
我寫《逍遙遊》這些文章，正當三十五到三十七的壯年，無論是血肉之軀或湖海之誌，生命都臻於飽滿。顯然，當時我也自覺，到了三十六歲，於靈於欲，生命已抵達高潮。這自覺，在一九六三年七夕為《蓮的聯想》自序的《蓮戀蓮》一文裏，已顯然可見：那兩年是我在古今與中西之間思前想後、左馳右突、尋求出路的緊要關頭。在赴美講學的前夕，正如《逍遙遊》一文所示，我對於時間似乎忽有所悟，悟此身之短與此心之長，悟古人之近與近人之遠，更體悟時間在藝術之中可以自由而伸縮。而赴美之後，場景既變，方向盤又在握，一日千裏，縮地有功，對空間也似乎忽有所感，感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感此身之有限而生命之無盡，而夢遊新大陸之遠，正可跳出此身，回顧舊大陸然後是島嶼的歲月。於是我從耽讀李賀的低迷癡惘中解脫出來，跳進了高速而自覺的《敲打樂》。終於我擺脫了《蓮的聯想》而進入了《在冷戰的年代》。
真正可以傳後的，恐怕還是後麵的八篇散文。無論意識形態怎麼變，情之為物仍是人性之常，不易隨折舊率而褪色。至於批評文章之得失，往往就見仁見智了。例如卷首《下五四的半旗》一篇，題目豪氣淩人，說理卻強詞崇尚西化潮流，不服革命青年的進化觀念。又如《儒家鴕鳥的錢穆》一篇，即使今日看來，說理仍然正確，但措辭則嫌太過犀利，其實理直也不必如此氣壯。《從靈視主義出發》一篇，直以抽象為藝術之至境，其言甚辨，其論則未盡周全。凡此種種，皆已成了“昨日之我”，雖已昨日，仍是本我，不加修改，以存其真，因為那正是我青春盛年的魯莽腳印，犯不著用白發去妄加遮掩。
二○○○年四月九日於高雄左岸
二十四橋明月夜
——《望鄉的牧神·後記》
像《左手的繆斯》和《逍遙遊》一樣，這本《望鄉的牧神》也是一部龐雜的文集。二十四篇之中，仍以文學批評，尤其是有關詩的批評為主，而以自傳性的抒情散文為副。論評的文字，或為維持一個專欄而定期撰寫，或因編輯苦苦相逼稿債難逃而完成，或據演講底稿而擴大、重組。自從前年夏天回國以來，應邀在各大學及學術性的場合，發表演說先後在三十次以上。《中國古典詩的句法》及《中西文學之比較》便是這樣一舉兩得而得來的。兩年來發表的論評文字，當然不止這些，其中有關英美現代詩人而屢在“純文學”與“幼獅文藝”刊出者，都已納入近日出版的《英美現代詩選》之中。
從《咦嗬西部》到《地圖》等五篇，都是我所謂的“自傳性的抒情散文”。這五篇的風格，仍為《逍遙遊》中同一類作品的繼續發展。不少讀者，包括識與不識，曾因我近日少寫這類作品而頻頻相詢。原因之一，是有些可詩可文的主題，我都在詩中處理了。像《或者所謂春天》和《在冷戰的年代》等詩中的題材，自信用散文來表現，也可以贏得同情。隻是這兩年來，我對於現代詩的看法頗有改變，認為現代詩若要充實自己的生命，必須超越“第一人稱的藝術”的狹隘詩觀，向散文，甚至向小說和戲劇收複詩的失土。這當然並不意味我要放棄自己在散文創作上的這片疆土。
從這本書中，讀者當會發現，我對於論戰一類的文字，是愈來愈無興趣了。如果雙方知識懸殊，動機互異，甚或在人品上不起聯想作用，則論戰雲雲，是毫無意義的。近年來作者成為某些攻訐文字的對象，頗使多情的讀者表示關切。在此我願意作一個總的答複：一個人如果靈魂是清白的，他衣服上偶然沾來的幾個斑點，終會在時間之流中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