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裏，以文為詩，常受批評，但是反過來以詩為文，似乎無人非議，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大致說來，散文注重清明的知性，詩注重活潑的感性。以詩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強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過了分寸，量變成為質變，就不像散文了。
史密斯（LoganPearsallSmith）編英國散文選，所選作品多半以詩為文，句法扭曲，詞藻繽紛，語氣則慷慨激昂，結果卡萊爾的呼喝腔調入選頗多，朱艾敦的暢達文體卻遭排拒。克勒登·布洛克（ArthurClutton-Brock）批評這種觀念說：“他認為英國的散文在最像詩的時候才最了不起；他認為英國的散文被詩的光芒所籠罩，幾乎成了詩的窮親戚。法國人看到他編的這本散文選會說：‘這一套真是雄壯極了，但是不能算散文。寫出這種作品來的民族，能高歌也能布道，但是不會交談。’”
散文可以向詩學一點生動的意象，活潑的節奏和虛實相濟的藝術，然而散文畢竟非詩。旗可以迎風而舞，卻不可隨風而去，更不能變成風。把散文寫成詩，正如把詩寫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我曾經戲稱詩人寫散文為“詩餘”，更自謂“右手為詩，左手為文”，令人感覺好像散文不過是我的副業，我的偏才，我寫詩之餘的外遇。一般評論家接受這個暗示，都喜歡說我“以詩為文”；言下之意，有些人不以為然，但更多的人卻首肯或者默許。三十幾歲時，我確是相當以詩為文、甚至有點主張為文近詩。現在，我的看法變了，做法也跟著變了。
說一位詩人能寫散文，因為他以詩為文，未必是恭維。這好比是說，他是靠詩護航而進入散文國境的，又好比是靠詩的障眼法來變散文的戲法，算不得當行本色。其實，我寫過的散文裏麵，雖有許多篇抒發詩情畫意、放乎感性，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原是本位的散文。在這本散文新集裏，諸如《沙田七友記》、《沒有人是一個島》、《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愛彈低調的高手》、《橫行的洋文》、《何以解憂？》等篇，應該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詩為文就文得起來的，這些作品應該是散文的居民，不是遊客。我的三十篇《隔海書》，也是如此。
散文不是我的詩餘。散文與詩，是我的雙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體。正如佛洛斯特所言：“雙目合，視乃得”（Mytwoeyesmakeoneinsight．）。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於西子灣
旅人的舞步旋轉於智者的湖泊
——《隔水呼渡·自序》
《隔水呼渡》在《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與《憑一張地圖》之後，是我的第三本純散文集。
除了《古堡與黑塔》之外，本集的十幾篇散文都是四年來在高雄所寫。四年來我的散文當然不止這些：其中有十八篇小品已經收入《憑一張地圖》，至於評論性質的，包括十四篇序言與五篇長文，自當另外出書。《古堡與黑塔》寫於一九八五年八月，正當汗漫的歐遊之餘，倉皇的離港前夕，那時的心情，對十年的香港居無限依依，對未來的高雄居一片茫茫。那年我們夫妻暢遊了西歐，尚有法國與西班牙的遊記未及寫出，所以寫蘇格蘭的這篇《古堡與黑塔》就沒有納入《記憶象鐵軌一樣長》，而有意留待這本《隔水呼渡》，俾與《雪濃莎》、《風吹西班牙》等一同出書，彼此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