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山水遇見西方的葵兒
——《從徐霞客到梵穀·自序》
《從徐霞客到梵穀》是我繼《掌上雨》和《分水嶺上》之後的第三本純評論文集。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寫於香港，一半寫於高雄；最早的一篇寫於一九八一年，最晚的則寫於一九九三年。
十二年來，除了這些之外，我寫的評論文字還應該包括五萬字的長文《龔自珍與雪萊》（見皇冠版的《四海集》）、前後六屆梁實秋翻譯獎譯詩組得獎作的評析（亦五萬字），以及為各種專書、各種選集所寫的序言（約十五萬字），合計至少尚有二十五萬字未輯印成書。
書名《從徐霞客到梵穀》，因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論中國的遊記，另有四篇探討梵穀的藝術，占的分量最重。遊記既有散文散文的一種，往往兼有敘事、寫景、抒情、議論之功，因此論遊記即所以論散文。近年來我寫的散文漸以遊記為主；或許正因為如此，乃有興趣來深究中國傳統的山水遊記。至於寫梵穀的四篇，則均為一九九〇年所作，因為那年正逢梵穀逝世百載，全世界都被他的向日葵照亮。《破書欲出的淋漓元氣》一文，先後刊於《追尋梵穀足跡》之攝影展特輯與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也是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演講的演講原稿。我存為了那場演講，特地從梵穀的畫冊裏拍了六十多張幻燈片，現場放映，為演講生色不少。七月中旬，我們果真千裏迢迢，飛去荷蘭觀賞梵穀的百年大展，事後更乘興去巴黎北郊，憑吊梵穀兄弟的墳墓。所思所感，發而為文，知性的一篇成為《壯麗的祭典》，感性的一篇就是《莫驚醒金黃的鼾聲》。非但如此，那年四月我還一連三天寫了《星光夜》、《荷蘭吊橋》、《向日葵》三首詩，均以梵穀的畫為主題。一九九〇年，真是我的梵穀年。
不幸梵穀年結束還不到四天，三毛便自殺了。陪著她一同火葬的，是她最鍾愛的三本書：《紅樓夢》、《小王子》、《梵穀傳》。梵穀也是自己結束生命的，不知道這件事對她有沒有“示範”的誘因，但是藝術家的傳記感人之深，卻是顯然的。要是問我還有什麼未竟之業，答複是，再譯幾部畫家的傳記，其中必不可缺艾爾·格瑞科的一部。可惜高揚遽已作古，否則他也許能為我們寫一部徐霞客傳，筆鋒就得馳騁於戶外，敘事抒情，就得將人置於天地之間了。我總覺得，迄今尚未用詩為徐霞客造像，好像欠了他一首長詩。
至於指陳中文如何惡性西化，危言中文如何變態扭曲，一向也是我寫評論文章的重點。這本文集裏也有這麼兩篇。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我在這方麵的堅持，可以參閱我收入《分水嶺上》論白話文的三篇長文。其實每次我論析翻譯或散文的問題，也必定會把筆鋒轉回中文的時弊，惹得一些炫奇鶩新的作家怨言嘖嘖，認為我是在規範文體，妨礙了創作的自由。其實我曾一再聲明，中文的美德有其常態，在日常表情達意的文章裏應該遵守，要是不知愛惜，不知好歹而任意作踐，必將招來混亂的惡果，淪於西化、僵化、冗化之境。至於直覺而感性的文學創作，當然可以多般試驗，享受文法的豁免權。不過創新的效果仍須反襯在常態的背景上，始得彰顯。譬如鶴立雞群，若是不見雞群，或是雞鶴難分，甚至鶴多於雞，也就談不上什麼鶴立不鶴立了。
其實，每一位作家的文體、風格，就是他不落詮言然而身體力行的文體觀、風格論。我說“每一位作家”，連評論家也不例外。天經地義，作家就是文字的藝術家，對待文字正如畫家之於色彩，音樂家之於節拍，要有熱愛，更需功力。我必須強調，評論家也是一種作家，所以也是一種藝術家，而非科學家。對於藝術，他沒有豁免權。他既有評判別人文字藝術的權利，也應該有維護本身文字藝術的義務。說得更清楚些，評論家筆下的文章如果不夠出色，甚至有欠清通，那他進入文壇的身份就可疑了。遺憾的是：時下頗有一些批評家與理論家，在西方泛科學的幻覺之下，以求真（？）自命，而無意也無力求美，致其文章支離破碎，木然無趣，雖然撐了術語和原文的拐杖，仍然不良於行。
我認為一位令人滿意的評論家，最好能具備這樣幾個美德：首先是言之有物，但不能是他人之物，尤其不可將西方的當令理論硬套在本土的現實上來。其次是條理井然，隻要把道理說清楚就可以了，不必過分旁征博引，穿鑿附會，甚至不厭其煩，猶如解答習題一般，一路演算下來。再次是文采斐然，不是寫得花花綠綠，濫情多感，而是文筆在暢達之中時見警策，知性之中流露感性，遣詞用字，生動自然，若更左以比喻，就更覺靈活可喜了。最後是情趣盎然，這當然也與文采有關。一篇上乘的評論文章，也是心境清明、情懷飽滿的產物，雖然旨在說理，畢竟不是科學報告，因為它探討的本是人性而非物理，犯不著臉色緊繃，口吻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