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寫詩雖逾七百首，但是我寫的詩不盡在詩裏，因為有一部分已經化在散文裏了。同樣地，所寫散文雖逾百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盡在我的散文裏，因為有一部分已經化在評論裏了。說得更武斷些，我竟然有點以詩為人，而且以文為論。在寫評論的時候，我總是不甘寂寞，喜歡在說理之外馳騁一點想象，解放一點情懷，多給讀者一點東西。當然，這樣的做法並非刻意為之，而是性情如此。
我不信評論文章隻許維持學究氣，不許流露真性情。
一九九三年底於西子灣
浮動的水彩流動的畫布
——《高速的聯想·自序》
作家老來而有自選集，正如畫家晚年而有回顧展：一生感情的起伏、風格的蛻變，可向其中追尋。納入這本散文選的三十五篇作品，依其篇幅、分量，分為二輯。第一輯都是兩千字以內的所謂小品文；第二輯則是長文，其中短者也近四千字，長者更達七八千字，甚至超過萬字。我一生所寫散文，在一百四十篇上下，小品與長文各為一半。納入這本選集的十二篇小品，約為我全部小品的六分之一，而所選的二十三篇長文，則占我長文產量的三分之一。
現代散文集裏習見的作品，多為小品，不但篇幅簡短，分量也似乎較輕。以畫為喻，我總覺得小品的格局有點像水彩，若要油畫的氣魄，恐怕還得經營長文。
文章的長大與短小，當然不盡取決於字數，還要看它語言的密度和思想的深度。我國古文大家幾百字的一篇短文，就其文筆的精練、思想的邃深、布局的呼應而言，往往抵得過千百篇拖遝而淺顯的白話文。當代的散文家若不能高懸韓潮蘇海為榜樣，而僅僅安於“五四”以來的斷代，品格恐怕就高不起來。
此地所選的三十五篇散文，分別摘自我的十本文集，無論在主題、風格、寫作年代上，均求其取樣多般。不過我的寫作習慣，在文類的區別上有點“亂倫”，啊不，有點“混血”。我寫散文，往往以詩為之，而寫評論，又喜歡用散文之筆。所以我的散文不全在散文，因為它往往偷渡入境，出現在評論文章之中。例如長文《巴黎看畫記》，本質上是論畫之作，但轉彎抹角之處常見如下的句子：“自從有了莫內，所有的風景都變了，風景其實沒變，是我們的眼睛變了。莫內在我們的眼球玻璃體上施了一點什麼小手術，以後，我們就把陽光，把流瀉的黃金當酒喝了。我到巴黎的那天，天色薄陰，地平線上凝著永遠擰不幹的灰綠水雲，偶爾日光一綻，也隻像守財奴的金庫，方啟便關。”
像這樣抒情的段落，在我的評論文章裏，簡直成千上百，俯拾即是，所以要盡窺我的散文世界，就不能隻看我寫的純散文。換言之，我常常把原為知性的文章感性化了，乃得在知性與感性之間自由出入。也因此，我在寫評論文章的時候，字斟句酌，對文采所費的心血，不下於經營創作。
我的第一本文集叫作《左手的繆斯》，當時以為，散文不過是我的副產品。原為無心插柳，不料綠蔭成堤。我認真寫詩，始於二十一歲，但是寫出第一篇散文《猛虎與薔薇》，已經二十四歲。文筆不但比詩筆揮動得晚，而且開始的幾年，也不像詩筆那麼揮動頻頻。我的散文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才突飛猛進。納入這本散文選的三十五篇作品裏，最早的一篇《石城之行》寫於一九五八年，最晚的《另有離愁》寫於一九九四年，前後正好三十六年，平均每年一篇。實際的分配卻非如此，而是略古詳今，比較強調八十年代以來。
兩岸交流漸頻，近年常收到各省讀者來信，說希望能多讀到我的作品，卻恨無處可尋。隔海的熱情，紙上猶溫。在自編了這本散文選，得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在天津印行算是我給內地讀者的一封回信，近年的心願當可了卻。
一九九五年六月於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