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意氣風發，每見繆斯蒙塵，輒挺身而出，與人論戰。後來覺悟，真理未必愈辯愈明，精神反而愈辯愈損，與其鞏固國防，不如增加生產，多多創作。葉慈說得好：“與人爭辯，乃有修辭；與己爭辯，乃有詩。”一位作家多與自我爭辯，有趣多了，也有益多了。
同時我又發現，概論未必宏觀，寫多了容易淪為空洞，甚至像入門的教科書。反而從專題切入，可以直探核心。許多精彩的評論都能因小見大，就近喻遠，一發拈出，牽動全身。小題目往往需要大學問，正如旗子雖小，卻要長風吹拂，才能展開。
中年以後，求序的人漸多，為人寫序便成了我評論文章的一個新文體．也算是一種“遵命文學”吧。近三十年來，半推半就，我為人寫序竟多達三四十篇，這些“無心之柳”已自成蔭，兩年前終於收集成書，題名《井然有序》。照例新書出版，喜氣洋洋有如婚禮，寫序人不論是不是證婚人，原則上也是一個賀客，怎能不講幾句祝福的話呢？但是賀客滿堂，又有幾個人會記得他的客套陳腔呢？為人寫序，如果潦草成篇，既無卓見，又欠文采，那就隻能視為應酬。反之，如果序言見解高超，文采出眾，則不僅有助文學批評，更可當作妙文欣賞，不僅有助對該書的了解，更可促進對該文類或該主題的認識。因此，我的序言往往寫成了書評，而賀客的身份也變成了諍友。
當前的文學批評，精警的實在罕見，比較流行的則包括下列三種。第一種可稱“泛述草評”，論者所知不多，所見不深，而又無心或者無力用功探討，於是浮光掠影，敷衍了事。第二種可稱“情話囈語”，論者感情衝動，遣詞奢華，加以存心溢美，所以少用分析、比較、引證，多憑直覺、印象、訛傳，通篇頌揚的高調，簡直成了散文詩。第三種可稱“食洋未化”，論者多為專家教授，西學未必精深，中文往往不練，而所習多為美國學府新興的理論，拿來套在中國文學的身上，不免削足適履，牽強附會，而搬弄流行的外文術語，解釋既不透徹，翻譯又不妥貼，往往陷於窘境。評論應該是一種澄清的過程，但是當前的不少論文卻眾說愈複雜，疏遠了困惑的讀者。
不稱職的評論文章，幾乎都有一個通病：文筆欠佳。文學原是文字的藝術，評論家論來論去，無非一位作家如何用文字表達人生。但是評論家原則上也是一位作家，因為他評論別人如何使用文字，所用的也是文字。換句話說，他也是一種藝術家而非科學家：對於藝術，他沒有豁免權。他既有權利來評斷別人的文字，也應有義務來表現自己的文字已達水準。評論家的文字如果不出色，甚至不通，他有什麼資格指點別人的得失？手低的人，真會眼高嗎？試看《文心雕龍》或者《詩人列傳》（TheLivesofthePoets），手低的人寫得出嗎？
《連環妙計》為我自選的評論集，依受評的對象分為詩、散文、繪畫、翻譯、音樂、其他等六輯，約占我評論產量的七分之一。
我這一生寫詩雖逾八百首，但是我的詩不盡在詩裏，因為有不少詩意已經化在散文裏了。同樣地，所寫散文雖達一百四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盡在散文裏，因為有不少文情已經化在評論裏了。說得更武斷些，我竟然有點以詩為文，而且以文為論。說得聳動些，這簡直是“文體亂倫”。但說得豁達些，不過是“文體貫通”。在寫評論的時候，我總是不甘寂寞，喜歡在說理之餘馳騁一點想象，舒展一點情懷，多給讀者一點東西。這風格並非刻意安排，而是性情如此。我不信評論文章隻許謹守學究氣，不許流露真性情。
一九九八年八月於高雄中山大學
一個船長的航海日誌
——《藍墨水的下遊·後記》
《藍墨水的下遊》是我的第五本純評論集，裏麵的十一篇文章，除了《龔自珍與雪萊》，都是近五年來所寫。《龔》早在十四年前就寫於香港，當時我還在中文大學教書，宋淇把它納入他所編的論文集《四海集》，與夏誌清、宋淇、黃國彬的長文合出一書，由皇冠出版社印行。這些年來，我自己出了十幾本書，卻始終沒有把這龐大如四川的長文收歸版圖。現在納入本書，總算金甌不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