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餘的十篇“近作”，長短不一，性格各殊，但說來也奇怪，竟然都是應邀之作，並且是用截稿日期逼出來的。前麵的五論都在所謂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除了《藍墨水的下遊》又像雜文又像散文之外，其他四篇更像所謂主題演說，真是好不隆重。其中《繆斯未亡》一篇，因為聽眾來自各國，所以原來是用英文寫成，而與中文版略有出入。
這些所謂論文，在現場聽我演而講之，跟私下展書默而讀之，感覺當然不同。現場演講較為生動，有一點“世界首演”的味道。私下默讀則已事過境遷，像聽錄音一般。說來也巧，《作者、學者、譯者》與《繆斯未亡》兩篇演說，都發表於一九九四年夏天：前一篇在七月八日，正巧是雪萊忌辰；後一篇在八月廿八日，偏逢歌德生日。雪萊譯過不少名著，歌德提倡世界文學，對我當天的演說正巧切題，我的講稿也正好借此破題，而文章也就勢如破竹了。
接下來是三篇序言，為邵玉銘與莊因的文集、梅新的詩集而寫。序言這種文體，是我中年以後經常應邀而寫的一種特殊評論，可謂“人在文壇，身不由己”，也算是一種“遵命文學”，不過也可以趁機了解其他的作家在想些什麼，更可以借此理清我對該一文體的觀念。為梅新寫的那篇序言，早在他逝世以前就答應他了，卻拖到作者身後才含淚而成，悔恨、哀傷之情，直如季劄獻劍，無處可覓徐君。
兩篇以《紫荊》命題的文章，當然都是為香港而寫。紫荊，正是香港的市花，在硬幣上已經取代了女王。如今九七已過，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但是香港作家是否就自動成了中國作家，而愛國一詞從此究何所指，令人不無杞憂。自由的紫荊該怎樣接枝到紅梅上去才不至喪失本色，是我在該文要探討的問題。
《龔自珍與雪萊》寫得最早，卻不按編年排在最後，因為此文是我最著力的一篇專論。當年我若未去香港，此文恐怕就不會從鴉片戰爭入題。去了香港而未從外文係轉入中文係，也恐怕不會貿然去探討龔自珍。香港正是鴉片戰爭的代價，沒有一八四二，也就沒有一九九七。人在香港，才會痛切思索中英關係，也才會觸動靈機，把同年同月誕生的中英兩大詩人並提而論，而覷出許多巧妙來。
至於這篇長文算不算什麼比較文學，我倒不怎麼在乎。隻要能把問題說清楚，管它是什麼學派什麼主義呢？能用龔自珍做試金石，把雪萊擦破了好幾塊皮，因而覷破英國詩某些虛實，就算值得了。
我雖然也寫一點評論，卻不是理論家，也不是當行本色的評論家。我寫評論，主要是由經驗歸納，那經驗不僅取自個人的創作，也取自整部的文學史。我寫評論，在文體上有點以文為論。在精神上，卻像是探險的船長在寫航海日誌，不是海洋學家在發表研究報告。要了解飛的真相，我寧可去問鳥，而非問觀鳥專家。
一九九八年中秋前夕於西子灣
詩裏詩外話詩藝
——《餘光中談詩歌·自序》
“詩歌”一詞，“歌”占其半而實僅指“詩”。古人亦稱“歌詩”，李賀詩集就稱為《李長吉歌詩》，古詩取題亦每用歌、行、曲、調、操、引、樂、謠之名，足見其間淵源之深。不過在這一套叢書裏，詩歌指的實在就是“五四”以來所謂的新詩，其發展迄今不足九十年，尚未臻於醇境。大唐開國一世紀，才有盛唐諸家的格局。歐陽修出現時，宋朝也已有七十年了。新詩的成就恐怕尚難與唐宋妄比。
所以素來我論詩歌，很少以新詩為限。國人所寫新詩史或新詩人論，往往就新詩論新詩，未免見樹而不見林，失之狹隘。新詩雖然舍文言而取白話，所以早期又稱白話詩、語體詩，但是隻要用的還是中文，則文化的背景，修辭的傳統，聯想的延伸，音調的安排，尤其是平仄的交錯等等，仍然不能自外於古典文學強大的磁場。妄說民初有“四大詩人”之類，就新詩的格局互相比較還可以，但如置之漢魏與唐宋，果真能夠檢驗合格嗎？新詩人要有出息，就不可長留“蜀中”而應時時放眼今古，心存“李杜”，才有透視的史觀。
另一方麵，又常見詩史或詩論徑謂新詩乃西洋詩影響下的產物，但又說不出是受了什麼西洋詩體、西洋詩人，甚至西洋作品的影響，也說不出仿效西洋有何得失，俾來者可以借鑒。此種論述道聽途說，最易誤導，例如徐誌摩與拜倫均夭亡於三十六歲，就隨意比附，說徐是中國的拜倫或雪萊。其實拜倫與雪萊比起徐誌摩來，不但詩體多變，抑且作品更豐，單以篇幅而言，就比徐多上十倍。早期其他新詩人，也大半作品少，變化少，而停筆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