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係的新詩課，似乎是簡單易教，因為已經是白話了，不用譯意，已經夠淺白了，更不用引經據典，抉發其微言大義。做老師的似乎用武無地。其實要把新詩評論得透徹中肯，必須把這門“資淺”的藝術放在更深厚更多元的背景上來觀照、評比。所以我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授新詩一課，教到馮至的《十四行集》，便先印發了莎土比亞與彌爾頓兩種不同的十四行詩體原文，向學生詳述其異，再分析馮至所采究為何體。用這種比較文學的方法，才能把新詩受西洋詩影響之說，以實證來落實。同樣地，在《抽樣評郭沫若的詩》與《聞一多的三首詩》兩篇文章裏，我也追溯到郭、聞二人是如何受西洋現代詩啟發的。如此看來，評論新詩絕非一般人，甚至一般學者、評論家掉以輕心的易事。
我出版論詩的專書，這還是第一次。這本《餘光中談詩歌》共分四輯：第一輯十篇選的都是綜述或概論，有四篇專談新詩，四篇談詩與其他藝術的關係，其餘兩篇則分別談詩的品質與興衰。第二輯十篇則為個別詩人的專論，有長有短，或為正論，或為序言，其中論新詩前輩五篇，論台灣詩人五篇，勉稱平衡《鏽鎖難開的金鑰匙》乃序梁宗岱所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梁先生生前我無緣挹其清芬，也沒有資格為前輩作序。事緣梁夫人沉櫻之至交林海音女士主持純文學出版杜，擬出梁宗岱此書，乃囑我為寫一序，兼述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之來龍去脈。第三輯兩篇長文都是為大部頭的詩選寫的序言：兩部詩選所納作者均逾百位，這種序言必須宏觀全局，不能過分注目精英，所以最難得體。第四輯六篇都是我為自己的詩集或詩選所寫的前序後記，裏麵交代的是我這顆詩心的悲歡起伏，雖為一己之私，但於詩藝與詩學亦不無牽涉，乃附卷末，聊供參考。
江西文風素盛，大家輩出：晉有陶潛；宋有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八大”獨占其三，不讓巴蜀；更有書家、詩人黃庭堅，大儒朱熹，群彥汪洋，浩比彭澤。迄今恨未一遊，卻有緣在南昌出書，甚感榮幸。
二○○三年八月於高雄
煉石補天蔚晚霞
——序《餘光中集》
一
五十年前，我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台灣出版。半世紀來，我在台灣與香港出版的詩集、散文集、評論集與譯書，加上詩選與文選，也恰為五十本。若論創作時間，則我的第一首詩《沙浮投海》還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八年。
但是晚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經過流沙河、李元洛的評介，大陸的讀者才開始看到我的作品。至於在大陸出書，則要等到八十年代末期：由劉登翰、陳聖生選編，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餘光中詩選》，在一九八八年最先問世。迄今十四年間，我在各省市已經出書二十多種，其中還包括套書，每套從三本到七本不等。百花文藝出版社印行的這套，該是包羅最富的了。
收入目前這一套《餘光中集》裏的，共為十八本詩集、十本散文集、六本評論集。除了十三本譯書之外，我筆耕的收成，都在這裏了。不過散文與評論的界限並不嚴格，因為我早年出書，每將散文與評論合在一起，形成文體錯亂，直到《分水嶺上》才抽刀斷水，涇渭分明。
早年我自稱“右手為詩，左手為文”，是以詩為正宗，文為副產，所以把第一本散文集叫作《左手的繆斯》。其中的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寫於一九五八年。說明我的散文比詩起步要晚十年，但成熟的過程比詩要快，吸引的讀者比詩更多。至於評論，則在廈門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雖是青澀的試筆，卻比寫抒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寫詩也不過才晚一年。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告別祖國大陸的。在甲板上當風回顧鼓浪嶼，那彷徨少年絕未想到，這一別幾乎就是半個世紀。當時我已經二十一歲，隻覺得前途渺茫，絕不會想到冥冥之中，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為那時我如果更年輕，甚至隻有十三四歲，則我對後土的感受就不夠深，對華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夠厚，來日的歐風美雨，尤其是美雨，勢必無力承受。
要做一位中國作家，在文學史的修養上必須對兩個傳統多少有些認識：詩經以來的古典文學是大傳統，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是小傳統。當年臨風眷顧的那少年，對這兩個傳統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搖撼；新文學之花葉也已成蔭，令人流連。不過即使在當年，我已經看出，新文學名家雖多，成就仍有不足，詩的進展尤其有限，所以我有誌參加耕耘。後來兼寫散文，又發現當代的散文頗多毛病，乃寫《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逐一指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