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廈門大學的時期，我已在當地的《江聲報》與《星光報》上發表了六七首詩，七篇評論，兩篇譯文，更與當地的作家有過一場小小的論戰。所以我的文學生命其實成胎於大陸，而創作，起步於南京，刊稿，則發軔於廈門。等到四十年後這小小作者重新在大陸刊稿，竟已是老作家了。一生之長亦如一日之短。早歲在大陸不能算朝霞，隻能算熹微。現在由百花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這部《餘光中集》，倒真像晚霞滿天了。
除了在大陸的短暫熹微之外，我的創作可以分為台灣、美國、香港三個時期。台灣時期最長，又可分為台北時期（一九五○至一九七四）與高雄時期（一九八五迄今）。怯禳禱告。其間的十一年是香港時期（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五）。至於先後五年的美國時期（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則完全包含在台北時期之中。
然而不論這許多作品是寫於中國台灣、香港或美國，不論其文類是詩、散文或評論，也不論當時揮筆的作者是少年、壯年或晚年，二十一歲以前在那片華山夏水笑過哭過的日子，收驚喊魂似的，永遠在字裏行間叫我的名字。在夢的筆端，記憶的上遊，在潛意識蠢蠢的角落，小時候的種種切切，尤其是與母親貼體貼心的感覺，時歇時發地總在叫我，令浪子魂魄不安。我所以寫詩，是為自己的七魂六魄。
二
到二○○○年為止，我一共發表了八百零五篇詩，短者數行，長者多逾百行。有不少是組詩，例如《三生石》便是一組三首，《六把雨傘》與《山中暑意七品》便各為六首或七首；《肯丁十九首》則包括得更多。反過來說，《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雖各分三首，也不妨當作一組來看。他如《甘地之死》、《甘地朝海》、《甘地紡紗》，或是《星光夜》、《向日葵》、《荷蘭吊橋》也都是一題數詠。所以我詩作的總產量，合而觀之，不足八百，但分而觀之，當逾千篇。
論寫作的地區，內地早期的青澀之作，收入《舟子的悲歌》的隻得三首。三次旅美，得詩五十六首。香港時期，得詩一百八十六首。台北時期，得詩三百四十八首。高雄時期，得詩二百一十二首。也就是說，在台灣寫的詩一共有五百六十首。如果加上在《高樓對海》以後所寫迄未成書之作，則在台灣得詩之多，當為我詩作產量的十分之七。所以我當然是台灣詩人。不過詩之於文化傳統，正如旗之於風。我的詩雖然在台灣飄起，但使它飄揚不斷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長風。風若不勁，旗怎能飄，我當然也是最廣義最高義的中國詩人。
自八十年代開放以來，我的詩傳入祖國大陸，流行最廣的一首該是《鄉愁》，能背的人極多，轉載與引述的頻率極高。一顆小石子竟激起如許波紋，當初怎麼會料到？他如《民歌》、《鄉愁四韻》、《當我死時》幾首，讀者亦多，因此媒體甚至評論家幹脆就叫我做“鄉愁詩人”。許多讀者自稱認識我的詩，都是從這一首開始。我卻恐怕，或許到這一首也就為止。
這綽號給了我鮮明的麵貌，也成了將我簡化的限製。我的詩，主題曆經變化，鄉愁之作雖多，隻是其中一個要項。就算我一首鄉愁詩也未寫過，其他的主題仍然可觀：親情、愛情、友情、自述、人物、詠物、即景、即事，每一項都有不少作品。例如親情一項，父母、妻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曾入詩，尤以母親、妻子詠歌最頻。又如人物，於今則有孫中山、蔡元培、林語堂、奧威爾、全鬥煥、戈爾巴喬夫、福特、薇特、赫本、楊麗萍；於古則有後羿、誇父、荊軻、昭君、李廣、史可法、林則徐、耶穌、甘地、勞倫斯。凡高前後寫了五首。詩人則寫了近二十首，其中尤以李白五首、屈原四首最多。
三
我寫散文，把散文寫成美文，約莫比寫詩晚了十年。開始不過把它當成副業，隻能算是“詩餘”。結果無心之柳竟自成蔭，甚至有人更喜歡我的散文。後來我竟發現，自己在散文藝術上的進境，後來居上，竟然超前了詩藝。到了《鬼雨》、《逍遙遊》、《四月，在古戰場》諸作，我的散文已經成熟了；但詩藝的成熟卻還要等待兩三年，才抵達《在冷戰的年代》與稍後的《白玉苦瓜》二書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