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過來說，當前常見的評論文章，欠缺的正是上述的幾種美德。庸評俗論，不是泛泛，便是草草；不是拾人餘唾，牽強引述流行的名家，便是難改舊習，依然仰賴過時的教條。至於文采平平，說理無趣，或以艱澀文飾膚淺，或以冗長冒充博大；注釋雖多，於事無補，舉證曆曆，形同抄書，更是文論書評的常態。
文筆欠佳，甚至毫無文采，是目前評論的通病。文學之為藝術，憑的是文字。評論家所評，也無非一位作家如何驅遣文字。但是評論家也是廣義的作家，隻因他評點別人文字的得失，使用的也是文字。原則上，他也是一種藝術家而非科學家；藝術的考驗，他不能豁免。它既有權利檢驗別人的文字，也應有義務展示自己文章的功夫。如果自己連文章都平庸，甚至欠通，他有什麼資格挑剔別人的文章？“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手都低了，眼會高嗎？筆鋒遲鈍的人，敢指點李白嗎？文采貧乏的人，憑什麼挑剔王爾德呢？
我的評論文章或論文體，或評作家，或自我剖析，或與人論戰，或為研討會撰稿作專題演講，或應邀為他人作序。年輕的時候我多次卷入論戰，後來發現真理未必愈辯愈明，元氣卻是愈辯愈傷，真正的勝利在寫出好的作品，而不在嘵嘵不休。與其鞏固國防，不如增加生產。所以中年以後，我不再費神與人論戰。
倒是中年以後，求序的人愈來愈多，竟為我的評論文章添了新的文體，一種被動而奇特的文體。序言之為文體，真是一大藝術，如果草草交卷，既無卓見，又欠文采，則不但對不起求序的人，更對不起讀者，同時也有損自己的聲譽，可謂三輸，隻能當作應酬的消耗品吧。因此我為人作序，十分認真，每寫一篇，往往花一個星期，甚或更久，務求一舉三得。對求序人、讀者和自己都有個交代。希望大陸的讀者不要以為這幾十篇序言，所薦所諫，多半是他們不熟的作家而草草掠過，因為我寫序言，不但對所序之書詳論得失，更對該書所屬之文類，不論詩、散文、翻譯或繪畫，亦多申述，探討的範圍往往不限一書、一人。
例如《從冰湖到暖海》一篇，就有這麼一段問類論：“所謂情詩，往往是一種的藝術。它是一種公開的秘密，那秘密，隻保留多少，公開多少，真是一大藝術。情詩非日記，因為日記隻給自己看；也非情書，因為情書隻給對方看。情詩一方麵寫給特定的對方，一方麵又故意讓一般讀者‘偷看’，不但要使對方會心，還要讓不相幹的第三者‘窺而不得’，多少能夠分享。那秘密，若是隻罕對方會心，卻不許旁人索解，就太隱私了。”
又如《不信九閽叫不應》裏有一段論到用典：“用典的功效，是以民族的大記憶（曆史）或集體想象（神話、傳說、名著）來印證小我的經驗，俾引發同情、共鳴。用得好時，不但可以融貫古今，以古鑒今，以今證古，還可以用現代眼光來重詮古典。用得不好，則格格不入，造成排斥，就是‘隔’了……用典亦如用錢，善用者無須時時語人，此乃貸款，債主是誰；隻要經營有方，自可將本求利，甚至小本大利，小借大還。”
更如《落筆湘雲楚雨》論遊記之道：“散文多引詩句，猶如婚禮上新娘進場，身邊卻帶來了一隊更年輕的美女做伴娘，未免不智。同時，在遊記之中，天論麵對的是日月山川，荒城古渡，或是車水馬龍，作者在寫景或敘事的緊要關頭，都必須拿出真性情、硬功夫來力博其境，逼使就範，而不應過於引經據典，借古人的喉舌來應戰。散文裏多引述名家名句，恐怕仍是學者本色。”
五
我的一生寫詩雖近千首，但是我的詩不全在詩集裏，因為詩意不盡，有些已經洋溢到散文裏去了。同時，所寫散文雖達一百五十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全在文集裏，因為文情不斷，有些已經過渡到評論裏去了。其實我的評論也不以評論集為限，因為我所翻譯的十幾本書中，還有不少論述詩、畫與戲劇的文字，各以序言、評介或注釋的形式出現。這麼說來，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詩為文，以文為論，以論佐譯，簡直有點“文體亂倫”。不過，倉頡也好，劉勰也好，大概都不會怪罪我吧。寫來寫去，文體縱有變化，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那便是我對中文的赤忱熱愛。如果中華文化是一個大圓，宏美的中文正是其半徑，但願我能將它伸展得更長。
為人作序① （）
——寫在《井然有序》之前
一
龔自珍當年得罪當道，辭官歸裏，重過揚州，慕名而求見者不絕：“郡之士皆知予至，則大歡。有已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為敘為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為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真的是洋洋大觀，不知龔自珍怎麼應付得了。而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求序的人究竟得手沒有：定庵是一概拒絕還是一概答應，是答應了卻又終於未寫，還是拖了好久才勉強交卷，而且是長是短，是諄諄還是泛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