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這麼好奇，是因為自己也一直被索序者所困，雖也勉力寫了一些，卻仍負債累累，虛諾頻頻，不知何時才能解脫。
迄今我寫過的序言，應已超過百篇。其中當然包括為自己出書所寫的序跋之類，約為四十多篇；為畫家、畫會所寫的英文序言約為十篇；為夏菁、金兆、於梨華、何懷碩、張曉風、張係國等作家所寫的中文序言，不但置於他們的卷首，而且納入自己的書中，也有十篇上下。餘下的三十多篇，短者數百字，長者逾萬言，或為專書所寫，或為選集而撰，或序文學創作，或序繪畫與翻譯，二十年來任其東零西散，迄未收成一集，乃令文甫與素芳頻表關切，屢促成書。而今奇跡一般，這三十幾個久客他鄉、久寄他書的孩子，竟都全部召了回來，組成一個新家。
序之為文體，由來已久。古人惜別贈言，常以詩文出之，集帙而為之序者，謂之贈序；後來這種序言不再依附詩帙，成為獨立文體，可以專為送人而作。至於介紹、評述一部書或一篇作品的文章，則是我們今日所稱的序，又叫作敘。古人贈序，一定標明受者是誰：韓愈的《送孟東野序》、《送董邵南序》等幾篇，都是名例。至於為某書某篇而作的序言，也都標出書名、篇名：例如《史記》中的《外戚世家序》、《遊俠列傳序》；若是為他人作品寫序，也會明白交代：例如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蘇軾的《範文正公集敘》。
古人的贈序和一般序言雖然漸漸分成兩體，但其間的關係仍然有跡可尋。蘇軾為前輩範仲淹的詩文集作序，整篇所述都在作者的功德人品，而對其作品幾乎未加論析，隻從根本著眼，引述孔子之語“有德者必有言”，並說“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歐陽修為同輩梅堯臣的詩集作序，也差不多，直說作者“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至於作者的文章，隻說其“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而作者的詩風，也不過一句“老不得誌，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便交代過去。這種風氣一直傳到桐城文章，例如劉大櫆寫的《馬湘靈詩集序》，就隻述其人之慷慨，卻一語不及其詩之得失。孟子對萬章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種“知人論世”的文學觀對後代影響至大，所以欲誦其詩，當知其人，也因此，古人為他人作品寫序，必先述其人其事。在這方麵，一般序言實在並未擺脫贈序的傳統。
二
古人為人出書作序，既與為人遠行贈序有此淵源，所以寫起序來，著眼多在人本。序人出書，不免述其人之往昔；贈人遠行，不免勵其人於來茲。而無論是回顧或前瞻，言誌或載道，其精神在人本則一。蘇軾論蘇轍，說“其文如其為人”；畢豐在接受法蘭西學院榮銜時也說：“風格即人格”；其理東西相通。不過中國的傳統似乎認為，隻要把其人交代清楚，其文就宛在其中了，結果對其文反而著墨不多，不但少見分析，而且罕見舉例，當然文章簡潔渾成。
近三十年來，半推半就，我為人寫了不少序言，其勢愈演愈盛，終於欲罷不能。今日回顧，發現自己筆下這“無心插柳”的文類，重點卻從中國傳統序跋的“人本”移到西方書評的“文本”。收入這本序言集裏的文章，尤其是為個別作家所寫的序，往往是從作者其人引到其文，從人格的背景引到風格的核心，務求探到作者縈心的主題、著力的文體或詩風。
我不認為“文如其人”的“人”僅指作者的體態談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僅指此，則不少作者其實“文非其人”。所謂“人”，更應是作者內心深處的自我，此一“另己”甚或“真己”往往和外在的“貌似”大異其趣，甚或相反。其實以作家而言，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內心渴望扮演的角色：這種渴望在現實生活中每受壓抑，但是在想象中，亦即作品中卻得以體現，成為一位作家的“藝術人格”。
這藝術人格，才是“文如其人”的“人”，也才是“風格即人格”的“人格”。
這藝術人格既源自作者的深心，無從自外窺探，唯一的途徑就是經由作品，經由風格去追尋。所謂郊寒島瘦、所謂元輕白俗、所謂韓潮蘇海，甚至詩聖、詩仙，都是經由作品風格得來的觀感，不必與其人的體態談吐等量齊觀。
我為人寫序，於人為略而於文為詳，用意也無非要就文本去探人本，亦即其藝術人格；自問與中國傳統的序跋並不相悖，但手段畢竟不同了，不但著力分析，篇幅加長，而且斟酌舉例，得失並陳，把拈花微笑的傳統序言擴充為獅子搏兔的現代書評，更有意力戒時下泛述草評的簡介文風。
也有一些特殊情況，如果不把作者的生平或思想交代清楚，就無法確論其人作品。例如溫健騮前後作品的差異，就必須從他意識形態之突變來詮釋，而我與他師生之情的變質，也不能僅從個人的文學觀來說明，而必須從整個政治氣候來分析。同樣地，梁實秋的尺牘，也應探討他晚年的處境，才能了解。遇到這種情況，寫序人當然不能不兼顧人本與文本。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