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寫序，如果潦草成篇，既無卓見，又欠文采，那就隻能視為應酬，對作者、讀者、自己都沒有益處，成了“三輸”之局。反之，如果序言見解高超，文采出眾，則不但有益於文學批評，更可當作好文章來欣賞，不但有助於該書的了解，更可促進對該文類或該主題的認識。一篇上乘的序言，因小見大，就近喻遠，發人深省，舉一反三，功用不必限於介紹一本書，一位作者。
我為人寫序，前後往往曆一周之久。先是將書細讀一遍，眉批腳注，幾乎每頁都用紅筆勾塗，也幾乎每篇作品都品定等級。第二遍就隻讀重點，並把斑斑紅批歸納成類，從中找出若幹特色，例如縈心的主題、擅長的技巧、獨樹的風格，甚至常見的瑕疵等。兩遍既畢，當就可以動筆了。
至於舉例印證論點，這時已經不成問題，隻須循著紅批去尋就可，何況許多篇目已品出等第，佳句或是敗筆，一目了然。例證之為用，不可小覷，一則落實論點，避免空泛，二則可供讀者先嚐為快，以為誘引。舉例是否妥帖，引證是否服人，是評家一大考驗。常見寫序人將庸句引作警語，不但令人失笑，甚至會將受薦之書一並拋開。
至於篇幅，正如其他文章一般，不必以多取勝。中國傳統的序言大多短小精悍，本身就是一篇傳世傑作。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原為東晉永和年間、一群文人在蘭亭修褉詠詩而作。時隔千年，當時那些名士的詩篇已多湮沒，這篇序言卻一文獨傳。《蘭亭集序》長約三百字，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也是為詩集作序，隻有一百十七字：當日那些俊秀到底寫了什麼佳作，再也無人提起，隻留下了這篇百字的神品，永遠令人神馳。近人的序跋也有言簡意長，好處收筆而餘音難忘的：錢鍾書的幾篇自序，無論出以文言或白話，都經警可誦。當然，序言不必皆成小品，也有長篇大論，索性寫了論文的。蕭伯納正是近代的顯例：他的不少劇本都有很長的自序，其篇幅甚至超過劇本自身，而且論題相當廣泛。
序言長短，正如一切文章的篇幅，不能定其高下，關鍵仍在是否言之有物，持之有理，否則再短也是費詞。當代學者寫序，以長取勝者首推夏誌清。夏先生淵博之中不失情趣，為人作序輒逾萬言，而又人本文本並重，有約翰生博士之風。我這本序言集裏的文章，長短皆為參差，逾萬言者也有五篇，其尤長者為序《中華現代文學大係：台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兩篇，都幾達一萬四千字，可謂“力序”了。
為一群作家的綜合選集寫序，既要照顧全局，理清來龍去脈，又要知所輕重，標出要角、主流，所以顧此失彼、掛一漏萬，當然難免。《文心雕龍》序誌第五十就說：“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三百作家二十年》與《當繆斯清點她的孩子》兩序，麵對那麼多作者，背景迥異，風格各殊，成就不一，實在難以下筆，更遑論輕重得體，評價周全。例如《三百作家二十年》一文，對於詩、散文、小說三者雖然勉力論析，但對於戲劇和評論卻照顧不足，終是遺憾。
四
序言既然是一種文章，就應該寫得像一篇文章，有其結構與主題，氣勢與韻味，盡管旨在說理，也不妨加入情趣，盡管時有引證，也不可過於餖飣，令人難以卒讀。序言既為文章，就得滿足一般散文起碼的要求。若是把它寫成一篇實際的書評，它仍應是一篇文章，而非麵無表情的讀書報告，更不是資料的堆砌，理論的練習。
對我而言，為人作序不但是寫書評，更是一大藝術。序言是一種被動的文章，應邀而寫。受序人不外是一位作家，往往也是文友，對你頗為尊重，深具信心，相信你的序言對他有益，說得輕些，可以供他參考，說得重些，甚至為他定位。理論上說來，這種關係之下，受序人有點像新郎，新書有點像新娘，寫序人當然是證婚人了。喜筵當前，證婚人，例如為李永平所寫的那篇《十二瓣的觀音蓮》，就是小駐香港，在胡玲達高樓小窗的書房裏寫成，而為潘銘燊作序的那篇《烹小鮮如治大國》，也是休假之年去聯合書院客座，在大學賓館寂寞的鬥室裏，三夕揮筆之功。至於序王一桃的《詩的紀念冊》，則是在溫哥華雅潔的敞軒裏，坐對貝克雪峰而得。旅途而能償債，可謂閑裏偷忙，無中生有，回國的心情為之一寬。
此地所收的序言三十多篇，當日伏案耗時，短則三數日，長則逾旬。如果每篇平均以一周計數，則所耗光陰約為八月，至少也有半年。人生原就苦短，能有多少個半年呢？當日之苦，日後果真能回甘嗎？如果受序人後來竟就擱筆，我的序言不幸就成了古人的贈別之序，送那位告別文壇的受序人從此遠行。這，也算是“白發人送黑發人”吧，思之令人黯然。不過當日之苦，也近多成為日後之甘的，那就是見到受序人層樓更上，自成一家，而我為其所寫之序在眾多評論之中，起了定位作用，甚至更進一步，成了文學史的一個注腳、一處坐標。
做了過河卒子，隻有任命寫序。想到抽屜裏還有四篇序要寫，不如就此打住。
一九九六年初夏於西子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