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張愛玲在四十年代的生活情況，除了她自己的作品以及有限的幾個人的回憶文字，我們所知甚少。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張愛玲自身的原因。張愛玲的一生幾乎不與人作過多的交往，在20世紀40年代也沒有什麼書信往來，加之所處環境又是如此複雜的淪陷區上海，所以要想十分詳細地了解她的生活交際情況，困難可想而知。40年代，張愛玲和《萬象》老板平襟亞（秋翁）之間“一千元灰鈿”的公案一度在文壇炒得沸沸揚揚，論證雙方各執一詞，最終不了了之。此後的有關張愛玲的一些論文、傳記，在涉及到張愛玲與《萬象》的關係時也都未做深入的探究。這在當下紅紅火火的張愛玲研究中未免不是個遺憾。其實，翻開40年代上海的小報，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涉及此一公案的文章，有論辯雙方的證詞，有旁觀者的清醒分析，有添油加醋的文章，也有公正的持平之論。這些小報所呈現的幾乎就是一個鮮活的“曆史現場”。縱覽這些文章，筆者發現，“一千元灰鈿”事件隻是張愛玲與平襟亞之間矛盾的冰山一角，是觸發矛盾的一個導火索，真正的矛盾則與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的出版有關。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麵考察張愛玲與《萬象》之間的矛盾糾葛。
一、從“蜜月”到“反目”
張愛玲與《萬象》的最初接觸，坊間所征引的史料一般都是柯靈先生1984年發表在《讀書》上的《遙寄張愛玲》一文中的記述。並大都模糊地認為張愛玲與《萬象》的第一接觸人是柯靈。可參見於青著：《張愛玲》，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頁。據柯靈所述，1943年夏天他受聘擔任《萬象》雜誌的主編，正在多方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然在《紫羅蘭》雜誌上發現了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於是產生找張愛玲為《萬象》寫稿的念頭，但又苦於不認識她，要請周瘦鵑引見，又覺有所不便，正在這時，張愛玲出人意料的出現了。柯靈對當時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細膩：出版《萬象》的是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裏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裏，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裏，隔著一道門，就是老板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裏除了我，就隻有一位助手楊幼生，不至於擾亂東家的安靜。當時的上海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裏，榮幸的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
那大概是七月裏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但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的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4年第4期。
從此，《萬象》不僅時有張愛玲的稿件刊登，柯、張二人的友誼也日漸深厚。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柯靈的敘述雖然可信，卻有意無意地遺漏了老板平襟亞的作用。據平襟亞1944年8月18日在《海報》上發表的文章《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一文，曾有回憶張愛玲攜稿去《萬象》雜誌的情景：“記得一年前吧，那時我還不認識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獨自捧了一束原稿來看我，意思間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薦給編者柯靈先生，當然我沒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經》，在我們《萬象》上登了出來。往後又好像登過她幾篇。”秋翁：《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海報》，194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