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張愛玲也沒有接受柯靈“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的勸告。這本集子的出版本來就是憋著一口氣，要還擊迅雨的批評的，所以“趁熱打鐵”隻是借口。她馬上轉到袁殊的《雜誌》社，由於《雜誌》社有日本領事館做靠山，財大氣粗，加上也想借重張愛玲的文名，所以雙方一拍即合。《傳奇》順利出版，立刻暢銷，僅過了四天便再版，一時有洛陽紙貴之勢。平襟亞此時才發覺自己錯失了一個極好的機會。麵對張愛玲的風光，他有一種被捉弄的感覺：一個文壇老前輩被後生小輩耍弄，待要發火，卻又找不到根據，於是隻有借助一千元灰鈿事件來做文章，不僅在小報上大罵張愛玲“生意眼”、“市儈”，還把張給她的私人信件公之於眾，譏諷張愛玲所謂的“貴族身份”，實在有失風範！
四、一說便俗？
平襟亞並非尋常報人，他曾是鴛鴦蝴蝶派的文壇健將。在20世紀20年代便以長篇巨著《人海潮》風靡一時，在鴛蝴派中掀起一陣“長篇創作風潮”，但是能勝過平襟亞的人卻是鳳毛麟角。在上海小報界，更是標準之老派，以“秋翁”筆名所寫的短文大都以風趣和諷刺為勝，很是為讀者喜歡。戰後文壇消沉，而平襟亞獨具慧眼，與陳蝶衣創辦《萬象》月刊，成為淪陷區上海文壇出版界的開路先鋒。
按說這樣的一位文壇前輩自不屑和張愛玲這樣的小輩爭執什麼，且也有失自身身份。尤其是稿費錢財方麵。但是這次的“灰鈿”之爭，卻鬧得文壇沸沸揚揚，平襟亞一個人在小報上搖旗呐喊，連續發表多篇“清算”周作人著：《藥堂雜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
文章。剛說了是“最後的義務宣傳”，“下不為例”，轉回頭卻又在小說中借題發揮，以“狐”意指張愛玲。可見他心中的憤恨久久難平。相對於平襟亞的耿耿於懷，張愛玲則采取一概緘默的態度。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說到張愛玲見到小報上的評論文章，不管好與壞，都一一剪下，收集起來。要是這樣的話，秋翁的謾罵她當是見過了。
有學者注意到，張愛玲一生似乎隻寫過有數的幾篇答辯文字，最早的一篇就是回應平襟亞的《不得不說的廢話》。被誤解之下，不得不申辯幾句，也還稱之為“廢話”，可見張愛玲的態度；最晚的一篇是1978年11月回應別人對《色，戒》的評論：《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應該也是不得不說的話，所以她在文末特意注上“下不為例”四字作結；再有一次便是在1946年針對有些人稱自己“文化漢奸”的辯解《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這是涉及到民族大義，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清白。除此之外，便再無其他的類似文字。尤其是在“灰鈿”事件上，事情的原委清濁到底怎樣，好像一概與自己無關。
周作人曾經特別欣賞倪元鎮的那句“一說便俗”：“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倪元鎮所謂“俗”是什麼意思呢，周作人解釋得很清楚：“此所謂俗，本來雖是與雅對立，在這裏的意思當稍有不同，略如吾鄉裏的方言裏的‘魘’字吧，或者近於江浙通行的‘壽頭’，勉強用普通話來解說，恐怕隻能說不懂事，不漂亮。”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暴力侮辱之下，辯解不僅無益，反而會讓辯解者自取其辱。有些事不說還好，一說出來便成了令人生厭生憎的俗事。然而，不說出來，就一定能於此事有所補益嗎？也許我等俗人不理解其中的深沉。那麼，張愛玲的不辯解是否可以引申為“一說便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