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文學史即個人或幾個人撰寫的文學史。它是依據文學史家個人的文學史觀念和研究方法，獨立撰寫，公開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個人文學史的寫作，體現了在社會政治背景變換的情況下文學史觀念走向多元化的嬗變。
黃修己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是“間斷了近三十年後最早出現的個人編著的新文學史著”。黃修己在50至70年代參編過幾部集體編寫的國家文學史，他自己說這部《中國現代文學簡史》的寫作目的是“向青年朋友們簡要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情況提供一點學習這門課的線索”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後記”，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562頁…但是寫作的視角已經有了轉變。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朝鮮文譯本序中，作者自述這次寫作是“為了擺脫集體編書的某些束縛，培養自己的學術個性，當然也是為了本學科的創新，我才大著膽子獨立編書。”較之以前的國家文學史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充滿了更多的現代氣息，如“緒論”中就認為20世紀世界文學最具時代特征的是兩大潮流，一是現代主義潮流，一是社會主義文學和各被壓迫民族求解放的文學，另外對以往新文學中不寫或沒有給予重視的作家也都有所論述，這些均對遺忘的國家文學史論述構成巨大衝擊。其中，張愛玲作為大陸文學史第一次提及的作家，被放在淪陷區文學之中，與新文學作家陸蠡、師陀一起作為淪陷區作家講述。《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從內容和題材兩方麵對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進行論述，內容上認為她的小說多圍繞戀愛，婚姻表現城市中的上層人物。在題材上把她與淩叔華相比，但又認為張愛玲的作品比淩叔華多了點市井氣，格調也不高。對於寫作手法，隻是說她寫城市生活用的是傳統手法，善於在平常生活中細膩地描畫人物心理。《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對張愛玲作品的評論隻有一篇《金鎖記》和另一篇《等》。《金鎖記》的價值在於反映了舊家庭的矛盾，有一定的認識價值。《等》則反映一群在敵偽統治之下苟活者百無聊賴的精神狀態。並說這是張愛玲小說的基本色調此段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簡史》的概括描述參照了黃修己《簡史》第353—355頁相關內容…作為第一部個人文學史，《簡史》第一次論及張愛玲時不免有些謹慎。
緊隨其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以下簡稱《三十年》），是80年代以來出版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三十年》進一步提出了文學的現代性。對於“現代文學”，《三十年》認為，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並且做出了把現代文學融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努力：“從戊戌政變前後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二十年是現代意義上中國新文學的醞釀、準備時期；本書所要研究的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文學的發展，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上篇’；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都是中國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覺醒、大奮起的產物，同時又是東西方文化互相撞擊、影響的產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體性特征”《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三十年》雖然是多人合力編寫的結果。但是體現出自己獨特、明確的文學史觀。他們第一次明確地把中國現代文學放在20世紀文學的大框架範圍之內論述，以“改造民族靈魂”來概括三十年新文學的主題，敘述體例也有所創新，在各個十年的論述中，依文體建立章節，一些重要作家也單獨立章。對張愛玲也做出了以前文學史所不曾有的重視。給出了800多字的篇幅，1998年的修訂版又增加篇幅，用1500多字進行論述。對張愛玲小說在城市/都市題材之外又發現了女性視角，在對《金鎖記》、《連環套》、《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沉香屑：第一爐香》和《年輕的時候》的分析中，看到張愛玲畫下的“現代女性痛苦掙紮的軌跡”，以及雖然描寫都市，“總是能用各種方式回到家庭，從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來窺視這個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歡”，張愛玲的筆下雖然寫的是男女婚戀的離合，“一支筆卻伸入人性的深處，挑開那層核殼，露出人的脆弱黯淡”參見《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