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尤其是隨著張愛玲的逝世，大陸也掀起一股張愛玲熱。新出的一批現代文學史著作在力求多元寫作的同時，不約而同地都把張愛玲放在較為顯眼的位置進行論述。如程光煒等人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淪陷區文學單立一章，這一章的撰寫也由淪陷區文學研究專家張泉執筆。這一變化反映了自80年代以來文學史觀的多元化發展，這一發展不僅擴大了現代文學的內涵，而且也體現出現代文學研究中文學史家價值觀念的變化。
文學史的寫作在逐漸地轉變，對張愛玲回歸的理論上和美學上的支持在更早的時候已經出現。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在開創性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提出要把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看成一個發展的整體。在這一文學視野中，20世紀中國文學認為文學的現代美感特征是以“悲涼”為核心。他們從現代文學之初的《呐喊》、《彷徨》一直到當代的《黑駿馬》、《人到中年》，“體驗到的與其說是‘悲壯’不如說是一種‘悲涼’”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3頁…20世紀中國文學這種“悲涼”的美感特征在某種意義上暗合了張愛玲的美學原則。張愛玲曾說：“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隻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這一理論上的闡釋，給張愛玲回歸大陸文學史奠定了理論上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世紀末的多元寫史現象和張愛玲的熱潮是不是意味著張愛玲向現代文學史的回歸？也就是說，在被遺棄了三十年後，張愛玲終於可以找到自己文學史上的位置了？曆史也許不是這麼快就能掉轉個方向。雖然在文學史外，張愛玲的聲勢一浪大過一浪，“祖師奶奶”的名號，“張派傳人”的擁擠，商業情調的炒作，給張愛玲以無處不在的印象。但文學史中的張愛玲始終沒有“紅”起來。縱觀整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的發展是文學的主流。不要說國家文學史的寫作，就是在體現出史家個性的個人文學史中，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發展，始終是文學史寫作的主要方麵。在這種新文學“正典化”、“主流化”的史觀與判讀基準上，張愛玲在什麼意義上，什麼程度上“回歸”，仍然是一個問題。如果說隻是在新文學的大架構中，把張愛玲簡單的歸入通俗文學名下，給她一個與鴛蝴文人相類的位置，那張愛玲的回歸就不具有多麼大的意義，充其量也不過是在現行文學史架構之下多加一個作家評論而已，張愛玲真正的回歸還遠遠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