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企圖謀害毛澤東的陰謀被識破和粉碎，否極泰來，曆史在震驚世界的突發事件中出現了轉機。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澤東醒悟，正視並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特別是糾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鄧小平於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陳雲、譚震林、羅瑞卿等一大批老同誌，也都由毛澤東親自批示，或“解放”出來，或安排工作。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領導進行了1972年的整頓。他組織批判極左思潮，致力解決國民經濟的“三個突破”，動亂局麵逐步得到控製，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了轉機。
可是，好景不長。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判斷，興風作浪，製造新的動亂。1974年初，他們搞起一個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及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於是，動亂再起。在“四人幫”的煽動指揮下，1974年春夏，到處批“複辟派”，揪老幹部，政治空氣十分緊張；在“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口號下，不少工礦企業停工停產；社會上又出現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以及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派性重新膨脹，山頭重新樹立，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嚴重武鬥事件。剛剛趨向安定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活又變得一片混亂。而有所恢複和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許多企業處於半癱瘓狀況，全國工業生產出現萎縮甚至倒退的嚴重局麵。1974年全國沒有完成工業生產計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原油、糧食增長外，其他全都減產。鋼產量比1973年下降410萬噸。原煤產量下降400萬噸。鐵路貨運量下降5.3%，比1973年少運4321萬噸。外貿逆差13.4億美元。全年財政赤字7.7億元。
“文化大革命”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麵對如此長期、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經濟萎縮，已經無法維持，已經再也不能照樣生活下去了。製止動亂，進行整頓，成為“文革”九年動亂後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進行整頓的動因並不是個別傑出人物的意誌或願望，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變遷的行動。”毛澤東作出要安定團結的“八月指示”，整頓在1975年由鄧小平主持進行，這是“文化大革命”曆史進程中的必然，是適應中國曆史發展必然要求的產物，是受曆史發展內在規律支配的無法抗拒的潮流。
四、鄧小平怎樣走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
站在中國政治舞台中央領導1975年整頓的，是鄧小平。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鄧小平作為“第二號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被打倒。鄧小平從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到重新出來工作，並站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隨後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經過了漫長的歲月，曲折複雜、驚心動魄的鬥爭。曆史的機緣，政治合力的作用，決定鄧小平的命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說，鄧小平是一匹千裏馬，也得要有賞識他的伯樂。發現他的伯樂，也是重新讓這匹千裏馬揚蹄馳騁的伯樂，首先要數毛澤東，同時還有周恩來和葉劍英。用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觀察，正是林彪的垮台為鄧小平的複出提供了條件，“四人幫”的失勢為鄧小平主持整頓創造了前提。
1．毛澤東說話：小平要出來，至少是常委
其實，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鄧小平這位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他看中、選定的接班人並沒有否定。“文革”開始時，毛要鄧同林搞好關係，但鄧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同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鄧小平為林彪所不容，林彪與江青勾結起來，把劉、鄧綁在一起，攻擊、批判不斷升級。但就在鄧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時候，毛澤東也沒有把鄧的問題看得多麼嚴重。在毛澤東看來，“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評、幫助的一種方式。他心中有數，多次說，鄧是內部問題，劉、鄧應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