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它因鄧小平領導各方麵整頓而閃耀著獨具的、特殊的光輝。
這一年，鄧小平，這位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即被當作“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在全國各方麵進行整頓，同占據要津的“四人幫”展開了特殊的鬥爭，力圖撥亂反正，使曆經九年“文化大革命”動亂的中國，逐漸恢複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逐步實現安定團結的局麵。同時，他又推行改革開放，力圖盡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曆史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1975年整頓，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為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努力，作為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嚐試，作為曆史轉折的前奏，作為鄧小平理論的起點，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的曆史，值得濃墨重彩，大書特書，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一、炎炎盛暑，從東湖賓館吹出一陣清風
1974年8月，炎炎盛暑，持續高溫。空氣燥熱得似乎擦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起來。神州大地的政治空氣，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同自然季節一樣，也是持續高溫。在北京參加軍隊高幹會的各大軍區司令、政委們，更是悶熱難熬。這些掌握著中國軍權的將軍們，正在這裏開會，沒完沒了地檢討、揭發與林彪有關的人和事。要人人過關，可是似乎人人都一下過不了關。正在這令人難耐的時候，忽然，從號稱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風景秀麗的東湖梅嶺1號別墅裏，吹出一陣清風——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條“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處的水銀柱一下降了下來。軍隊高幹會上的將軍們如沐春風，會議也很快散場。
二、毛澤東的“八月指示”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毛澤東“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團結。它產生的直接結果，一是軍隊高幹會在正常的、團結的氣氛中於9月10日結束；一是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重新提上了日程。
毛澤東8月間的幾次談話，對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及其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進行的軍隊高層清查工作作了一個基本總結，從而打碎了江青集團又是“點火放炮”，又是“放火燒荒”，妄圖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搞亂軍隊，整掉一批軍隊領導幹部的迷夢。
這時，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走向，是從大亂走向大治，是從政治運動恢複到正常秩序。曆史提供了1975年整頓得以進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環境，曆史也迫切要求產生偉大人物來整頓“文化大革命”內亂的局麵。鄧小平在這種曆史的必然要求下應運而出。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的關係走出低穀，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矛盾上升，達到“文化大革命”以來所沒有過的高點。
三、1975年整頓反映了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曆史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都不是任何個人主觀意誌所能決定的。它是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1975年的整頓及其最終結局，是“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那一特定時期的產物，也是各種政治力量矛盾鬥爭融彙成的合力的結果。
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曾經不無喜悅地對外國朋友說，過去我們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現在終於找到了這種辦法，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用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可以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可是，毛澤東的良好願望脫離了客觀實際。他對形勢的判斷，他確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依靠的力量、進行的方法，都出了嚴重的差錯。
事情的發展同毛澤東的預想背離。“本來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變成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內亂。全國上下，“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經過艱苦努力，甚至流血犧牲，總算在1968年9月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即除台灣省外，當時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全國範圍進入了“鬥、批、改”階段。原以為中共九大以後，經過“鬥、批、改”，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的預期目標。不想接踵而來又發生了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上的一場激烈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