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糕的是，1972年《星報》買下《每日新聞》之後，400個排版工人轉而投靠《郵報》，要求《郵報》給他們提供工作。根據再版條款，工人們如願以償。一夜之間，《郵報》的排版工人數量從400人猛增到800人。
這樣看來，對排版車間的管理無疑是失敗的，但是此時正進入一個新舊工業技術交替的時代。印刷技術正處於從熱排向冷排（或稱照相排版）過渡的時期。熱熔印刷來源於18世紀本·富蘭克林給《窮理查年鑒》排版時所采用的技術。但是與他逐一把凸起的鉛字排成整版不同，他們的排班工人使用的是劃線機，這個19世紀末的驚人大名此時行將被淘汰。通過極大一個複雜的操作鍵盤上的按鍵，排版工人把字模組排成正行的模版，然後往模版裏澆鑄熱鉛，從而形成整行的印版。經校對後的文字如果需要改版，每一行都必須逐次更換，特別耗費勞動力。在罷工期間不可能運行，因為運用熱熔技術排版的整個工作流程簡直太複雜了。電腦和照相機排版的出現使自動排版成為可能。速度比原來快大約150倍，因而使整個工作流程更簡單、更快，而且成本更少。這樣一來，如果發生罷工，管理層也能夠在缺少行業工會的情況下安排生產。權力的重心轉移了。然而，工會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報紙發現想采用冷排技術很困難，因為各家大型報紙內部勢力強大的印刷工會拒絕這種改變，工人們明白這對他們來說是不祥之兆。
因此，如何處理數以千計的再版頁麵成了糾纏在心頭的難題。對這個難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那就是應該以何種方法處理掉積壓的活兒，是一次性支付給工會一筆錢，還是最終完成這些頁麵的製版。在華盛頓的報紙中，《郵報》積壓的再版工作量最為龐大；從1962年算起，需要再版的頁麵累積達到了2200多頁。《星報》隻積壓了580頁。1971年，華盛頓的三家報紙——《郵報》、《星報》和《每日新聞》——曾提出以17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這些積壓的活兒，《郵報》提出支付其中的150萬美元，折合為每頁將近70美元。這個提議遭到工會拒絕後，他們實際上還安排了一個單獨的車間，試圖完成這些數量龐大的積壓工作，但需要再版的頁麵還是源源不斷地湧現。製版工人當然沒有幹勁來處理它們。
盡管製版工人仍然是最令公司頭疼的問題，也是社會關注他們的主要焦點，他們與其他工會打交道時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印刷工人工會是一個難對付的藍領工人工會，全是白人（隻有一個例外），也全是男性。這個工會爭取到了有關加班費的合同條款，使印刷工人能夠獲得金額可觀的薪水，尤其是當他們以這樣那樣的破壞活動故意拖延印刷進度的時候，往新聞紙裏扔小飛鏢，把新聞紙撕破，拖延給印刷機換卷筒紙的時間。有時候他們隻留幾個人照看運轉著的印刷機，其餘的人要麼打盹兒，要麼出去喝酒，要麼甚至去為《星報》工作。可是《郵報》印刷工人的收入在10年裏卻增加了一倍多，而且他們的工資水平在全國是最高的——或者說他們某些工種的工資水平是第二高的（僅次於紐約市的報紙），此外還有大量的福利補貼。加班費在他們所付的全部工資中占有很大比例，並且還在不斷增長。
此外，和排版人的情況一樣，印刷工人也有許多善良、勤奮的人，但是《郵報》印刷車間的人手太多。這些城市的報紙一直在罷工，那裏的印刷工人已經被非公會的人員取代。合同內容令《郵報》在雇用誰的問題上幾乎沒有選擇的自由。他們利用了合同中寬鬆的條款，開始操縱工會。
印刷工人的領頭者是吉姆·杜根，早些是個強硬，能幹的領導者，他對自己支配力的感覺無疑是被之前合同談判的屢屢獲勝誇大了，更不用說是每回發生小摩擦時，他一貫不變的占據上風。這些瑣碎的協議由《郵報》的經理們與工會負責人在冷靜的狀態下達成。在他強大的影響以及公司軟弱無力的回應下，印刷車間的情況每況愈下。為什麼每次都作出讓步？因為始終有一個重要的需求，那就是第二天將要出版的報紙，為了不丟掉與《星報》競爭的陣地。杜根有理由認為公司的軟弱會永遠持續下去。他們前方的道路顯然不平坦。
杜根和戴維斯兩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凱瑟琳的朋友，但是凱瑟琳後來認為他們用了一些手段誤導了自己，在平日裏，他們表現的迷人、友好和風趣，而且交流的時間也長，但事實上他們兩個不懷好意。
公司一直設法鼓勵《郵報》各個生產部門的主管，同時又要管理工會人員。工會的抵製行為越來越多。1972年吉姆加入《郵報》時，很多工會把他的到來看成是管理層的進攻。隻要是吉姆或任何一個管理人員走進印刷車間，工人就停止印刷，這令人難以置信，卻是事實。
報業總會從1936年就存在於《郵報》了。他在這裏的分會是白領階層分會，監督大樓裏的其他人。它是大樓裏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工會之一，代表著廣泛的群體，上至收入最高的記者、編輯和廣告推銷員，下至普通職員、發行和分類業務的人員。這些隸屬的小群體有不同的利益，卻由相同的一個工會代表。更糟糕的是這些談判代表來自《郵報》外部的工會主席，這些人關注的是全國最成功的勞工協議是什麼，而很少在乎《郵報》員工當時最關心的是什麼問題。
報業工會在《郵報》的分會有著全國最高或者第二高的工資水平，而且受到了出奇嚴格的限製性規定的保護。報業工會的領導人是布萊恩·弗洛裏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始終要求大幅空前的漲工資和提高福利待遇。
從管理層麵來看，凱瑟琳他們和報業公司工會打交道時的表現糟糕透頂。1971年，報業工會合同到期後，他們曾經想通過會議商討一些戴利本人想要實施的長遠的提案。但是最終卻變成一個無休止的自由論壇。在這些談判中，他們回應關於帶薪休假、四天工作製、假期及其他要求時遇到了困難。因此最終決定尋求首席編輯的幫助，請他們寫一份申明陳述他們的立場，然後把它遞交給報業工會一方。
本總是討厭合同談判。不可避免的緊張局麵和激烈爭吵常常破壞了市區辦公室的團結，阻礙了公司的發展規劃。由於他把精力放在了推動報紙發展上，往往容易對經營部門感到不耐煩，認為這是緊張時期阻礙發展的絆腳石，也是挑起事端的源頭。當管理層下決心扭轉局麵時，報業工會的領導者就試圖破壞本與報紙經營部門之間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凱瑟琳對問題的理解更加透徹，明白了編輯應該學著成為經營者。
有一件事，凱瑟琳非常清楚，那就是《郵報》的命運和前途仰仗於避免發行部門成立工會。一旦發生罷工，即使可以不靠行業工會自行解決印刷問題，但要是報紙沒有辦法發送，還是死路一條。《星報》的教訓使她明白了這一點：卡車司機工會曾經把《星報》的送貨卡車組織起來，這就使得司機們額外運輸和發送報紙的積極性被消滅了。這自然就挫敗了《星報》企圖增加發行量的努力。
他們為阻止經銷商成立工會努力著，但是這種抗爭在排版工人越來越多消極怠慢的行為麵前變得很困難。經銷商因報紙出版延遲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凱瑟琳經常深夜前往大樓外巷，站在那兒與等候報紙出廠的經銷商們聊天，傾聽他們的心聲。
從排版車間到印刷車間，《郵報》完全失控了。約翰·斯威特曼一離開，他們就失去了應付迫在眉睫的勞工問題的力量和訣竅。令情況更為複雜的是，華盛頓的所有報紙過去常常聯合起來與工會談判。
凱瑟琳請教的那些所謂的專家提出了很多理論學說，但更笨的事實是他們缺乏最關鍵的東西。凱瑟琳決定——和約翰·普雷斯特一起做出決定——他們為能在生產部門罷工的情況下出版報紙而準備，為此，他們早在1972年就著手實施了一項計劃，培訓《郵報》沒有加入工會的員工操作一些出版報紙所必需的機器。他們的目的是想通過沒有更多的勞動力也能出版報紙來獲得談判桌上的某種平等地位——實際上是為了應對可能不得不經曆的罷工。
在1975年夏末秋初的時候，凱瑟琳和馬克有過幾次討論，凱瑟琳告訴他不要使他們陷入不得不冒遭遇罷工危險的境地。凱瑟琳講得非常清楚，也許更好的辦法是把合同有效期延長——另外簽署一個短期協商以，而不是隻有罷工一個選擇。
與9個行業工會合同——包括此時已經和鉛版工人合並的印刷工人的合同——按照規定都將在1975年10月1日到期，這個日期一天天臨近，他們完全可以料到會遭遇艱難時刻和漫長談判。而真正等來的，卻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