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日，邵洵美、項美麗合作的中文版《自由譚》抗日月刊，以及與其作風相似的英文雜誌Candid Comment（《公正評論》）同時創刊。項美麗親自擔任《公正評論》的主編。這時，邵洵美獨力支撐兩份月刊的運作，資金上已感到吃力，項美麗就找來了她的私人好友——大美晚報館的老板Starr（斯達）、保險公司董事長石永華兩人出錢投資。邵洵美說自己這時興辦《自由譚》月刊，是受了上海《申報》過去一個叫《自由談》副刊的啟發。他的創刊宗旨就是，我們要求的是“人類的權利”，絕不是“罪惡的借口”。這樣，《自由譚》與《公正評論》這兩份月刊，便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向外界傳達了中國人民誓死抗戰，與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堅強決心。
後來的海上名人大收藏家謝其章，有幸收藏到了這難得的抗日月刊。謝其章從美學的角度來衡量，以為邵、項二人在當時戰亂的環境下，資金也缺乏，卻做出了如此之精品，真的很不容易。謝其章說：“刊名的顏體書法是邵洵美手跡。以項美麗的名義向當局登記出版，比較方便（項美麗兼編輯及發行人）。《自由譚》的圖片非常豐富，版式編排手法嫻熟，一望而知出自行家裏手（邵洵美過去編的刊物絕對一流）。大量的漫畫是該刊的一大亮點，開本大，漫畫亦尺幅寬廣，甚至占據一頁，如張東平的《為什麼不早把財產捐給國家？》、葉淺予的《換我們的新裝》都是一個整版。我一直認為中國的漫畫小裏小氣豆腐塊，極少大手筆大尺幅，極影響漫畫的地位，其實，過去我們曾經有過大幅漫畫。”
1999年12月，薑德明發表《邵洵美與＜自由譚＞》一文，對於邵、項合辦《自由譚》這段經曆，有一個綜合性的評述：“七七事變後，她（指項美麗）不想離開上海，願與中國人民共曆患難，就在日本侵略軍的槍口之下主辦了宣傳抗日的《自由譚》，這更是她富有正義感的一次勇敢行為。正是由於結識了邵洵美，項美麗才得有機會深入到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民的感情。邵洵美的英文很好，可用英文寫作；項美麗的漢文程度差，無法用中文寫作。如果沒有邵的合作，她也許辦不成《自由譚》。何況那時邵洵美手中還掌握著戰前辦時代圖書出版公司的印刷機器，而《自由譚》的基本撰稿人亦多邵的朋友，我甚至想，也許正是邵考慮到當時租界的‘孤島’環境，有意請一位外國人來出麵辦理雜誌，借以躲避日本占領軍的阻礙。因此我們可以承認《自由譚》既是項美麗主編並作為發行人，同時也應注意到邵洵美與這刊物的特殊關係和所起的作用。這種辦刊手法，在當時的‘孤島’亦絕非一例。……邵洵美在每期刊物上都有文字發表，這還不包括他化名寫的文章……未見有人為邵洵美編過文集，倘有人注意及此，我建議不可漏收這篇文章。……每期刊物的篇首都有編者寫的時事短評，放眼國際反法西斯的動態和新聞，亦簡要地作出分析和評論。按說這應出自主編項美麗之手，卻亦難以排除邵洵美參與執筆的可能。……到1939年3月1日《自由譚》出完第6期後停刊。……創編《自由譚》這件事，無論如何對他們這當事者，以及中國讀者來說都是個美好的記憶。‘望遠鏡中看故人’，我們在感謝項美麗熱愛中國和支持我們抗戰的同時，也應記住詩人邵洵美在這中間付出過的心力。”
一本《自由譚》在一種極端的戰爭環境下，成全了邵洵美、項美麗這一對異國男女的傾城之戀。
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著作的外文版本，現今國內外約達3800餘種。但是，讀者有所不知的是，毛澤東最早的英文出版物，卻是1938年10月的《論持久戰》。
抗戰總動員之後，在國民黨內部一度出現“速勝論”、“亡國論”兩種基本論調。而在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寄希望於國民黨的正麵抵抗，從而輕視中共的敵後遊擊戰爭。針對這些不符合時局的論點，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連續進行了數場大型演講，明確地提出了中共的抗日持久戰的方針。7月1日，解放周刊社第43期、44期合訂本刊載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全文約5萬字。
黨中央決定，必須讓全世界了解到中共的觀點，了解到中國抗戰的重要性、艱巨性以及長期性。於是，黨組織決定將《論持久戰》翻譯成英文傳播到國外去，研究後，這項任務就交到了中共女地下黨員楊剛手中。當時，楊剛不過20餘歲，公開身份是《大公報》駐美記者，同時又是《自由譚》的特約作者。楊剛的外語基礎不錯，社會交際麵也廣。她跟項美麗交上朋友之後，為安全起見，便住進了項美麗霞飛路1826號花園洋房樓上靠西的一間小屋。當時，邵洵美經常到1826號看項美麗。楊剛住在那裏的另一個好處是，在翻譯過程中，如果遇到難點，可以與邵洵美這個一流的翻譯家共同斟酌，力求英譯本的準確與完美。《論持久戰》的英譯工作全部完成之後，首先在《公正評論》上公開發表。邵洵美為之加上了一段熱情洋溢的編者按：“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範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頌，中外稱讚，絕不是偶然事也。”這部著作從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在《公正評論》上連載完畢，隨後又出版了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