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邵洵美基本上就隻有一個“工商業主”的虛成分。絕大多數的“工商業主”在公資合營的過程中，是帶資金加入到公家單位的。邵洵美則選擇領全額資金自己創業。後來的大趨勢不提倡個人自主創業，創業不成的邵洵美，一沒有正式單位，二也沒有加入任何形式的社會團體組織，基本上是一隻閑雲野鶴。這樣，到了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上海各高校、各文化事業，動員高校學生、各階層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時，便沒有人來鼓搗邵洵美寫什麼建議書。如此，是年7月中旬至10月底，接踵而來的“反右鬥爭”進行到如火如荼，人們卻驚奇地發現，從前新月派的骨幹邵洵美，竟然十分神奇地置身於事外，毫發未損。
可是，進入到1958年，民眾的熱情已經轉移到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經濟浪潮之中。邵洵美卻因“一信不慎”，栽倒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之下。
後來，邵綃紅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書，講起這件事情的原委，仍說：“葉靈鳳從香港來上海。他是爸爸的老朋友，是戰前常為爸爸辦的刊物撰稿的文學家之一，也是《萬象》、《文藝月刊》和《文藝畫報》的編輯，這時在香港是《星島時（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是香港的文化名人。爸爸約請他來家裏吃午飯，還請了好友施蟄存和秦瘦鷗來共聚。那天席上葉靈鳳談起項美麗在美國的近況。爸爸便想起了1946年去紐約，項美麗曾向他借過一千美金。本來，老朋友向他借了不還是常事，他也一直不放在心上。現在小叔叔（即邵雲驤，當時也在香港）急需醫藥費，爸爸就想到讓項美麗把那一千美金的舊賬轉送給小叔叔治病，於是問葉靈鳳要項美麗的地址，好寫信給他。葉靈鳳說他身邊沒有帶來，讓爸爸把信交給他，待他回香港後代發。不料，葉靈鳳走後沒幾天就情況有異：爸爸出門，總有兩個便衣跟隨；爸爸回家，他們便守候在家門口。爸爸知道，一定是那封信出了毛病！”
不過，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老總編葉麟鎏先生，在談及邵洵美的這一段無妄的牢獄之災時，卻曾經感慨萬分地說，過去的老文人哪裏懂得這麼些道道，都“很傻，很天真”。如果不是因為這意外的信件之災，邵洵美原本應該有一個更好的歸宿。
邵洵美剛剛經曆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擴大化鬥爭，在這種特殊時期，海外關係正漸漸地變成一個敏感的話題。可是，邵洵美竟然無端地想起了遠在美國的舊情人項美麗。更要命的是邵洵美托葉靈鳳帶到香港轉發的那封信件，署名用的是英文筆名Pen Heaven。邵洵美早就知道項美麗現任丈夫查爾斯的政治背景，他曾經是英國軍事情報部門長駐香港的老牌特務，一直是大陸國家安全部門重點監控的對象。邵洵美這一番行為，引起了國家安全部門的高度警惕。邵洵美很快以“帝特嫌疑”的罪名被收捕入獄。
但是，當國家安全部門調動起精幹的警力，對於邵洵美展開縝密的偵查，查來查去，卻查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結果為：邵洵美天生就那麼一股子的懶散勁兒，做起事情來也就不知道輕重。真正讓邵洵美去從事什麼“反共救國”的地下反革命活動，這邵洵美似乎還真不是那種材料。但是，這個結果要做成結論，邵洵美卻必須在牢獄裏麵苦捱四年的時間。
著名學者、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生前曾經獲得“上海城市大師”的美譽，其獨特之人格魅力與生存能力為後人所敬仰。賈植芳先生專門寫過《我的難友邵洵美》一文，追述寒鴉夕陽、黃沙白葦之中的邵洵美。賈、邵之間相識也晚，特殊環境下卻期望而為一種君子之交。賈植芳文章中所流動的一份“山影壓船春夢重”的落寞心境，卻自深深打動了讀者的心。
賈植芳先生說，“我與邵洵美先生的相識，純然是偶然的機遇，雖然從30年代初以來，通過報刊等傳播工具已對他相當熟悉了”，但是，真正的認識卻要等到1952年。當時，是在南京路新雅酒家由韓侍桁安排的一個飯局上，宴請的主角為司湯達小說《紅與黑》的中譯者羅玉君教授。應邀出席的則有李青崖、施蟄存、劉大傑、餘上沅、賈植芳等數位海上文人。“記得是在眾人已入座舉杯的時候，邵洵美才匆匆趕來。他身材高大，一張白潤的臉上，一隻長長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銅色又寬又大的中式絲綢舊棉襖，敞著領口，須發蓬亂，頗有些落拓不羈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氣。這是我與他第一次相見時的印象。”
第二次相見，則是1954年秋天的一個持蟹賞月晚宴，東道主仍然是韓侍桁。這是一個小型的家庭聚餐，應邀者並不多，賈植芳、任敏夫婦同時應邀。這一次，也是在大家吃到中途時，邵洵美匆匆撞入，匆匆入座就食。大家天南地北地閑聊，邵洵美也會謹慎作答，但卻已不複當年孟嚐君“一回秋月一回新”的天然意態了。
第三次“賈邵見”的地點有點尷尬。時間是1960年寒冬，地點是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賈植芳因胡風案入獄已屆5年，邵洵美的獄齡已滿2年。當時，賈植芳從一間囚室對調到另一間囚室。賈植芳一腳踏入新獄室，發現裏麵空蕩蕩的，隻有一個體弱的老人蜷縮在角落裏。接下來，賈植芳先生的這一段原文，便於無聲處格外見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