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管理人員在身後鎖好門後，他抬頭望向我，呆滯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我說：“我們不是一塊在韓家吃過蟹嗎？”我向他點點頭，一邊用下巴指著門口，叫他不要說下去。因為我從幾年的監獄生活中摸到一個規律：凡是管理人員押進一個犯人後，他雖然把門鎖上了，但都會在門外停留片刻，從門上的小監視孔裏觀察室內犯人的動靜，如果發現異樣情況會開了門馬上衝進來進行盤問，甚至一個個地調出去審問“你們談什麼？”如果交代了原來互相認識，馬上會被調離，並要求交代“關係史”。總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煩來。因此，當我向他示意後，他馬上就醒悟了，懂得了吃這號官司的“規矩”了。
賈植芳在獄中遇見的不忘九月菊香持蟹賞月的獄友，正是邵洵美先生。賈、邵從此結下了近4個月的“同監獄緣”，這正應了“天意從來高難問，人生何處不相逢”的一句老話。
賈、邵彼此同監100餘天，山高水深的話題大致都涉及了。一次，邵洵美十分慎重地跟賈植芳說：“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日會出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這兩件事，一件很小。1933年，世界筆會中國分會招待來訪的大文豪蕭伯納時，其招待的46元銀元是由邵洵美付賬的。可是，當時上海大小報紙的報道中，都忘記寫他邵洵美的名字了。君子之名，理應列於清流惠風之中，這一件事情是邵洵美耿耿於懷的。他希望賈植芳將來寫文章時不忘記上一筆。另一件事情，涉及魯迅與邵洵美之間的一段公案。這個話題，前麵已述，此處不再細說。
時序不覺間已嬗變至1962年的春季。有一次，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攜譯文出版社的周煦良一同進京開會。會議的間隙，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忽然向周煦良問起邵洵美的情況。周煦良說人仍然在獄中；聽說邵洵美入獄後不久，得了嚴重的肺源性心髒病，經常發作，成為痼疾。其時，正值黨政府進入調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時期。周揚沉吟了一下，表態說：“如果沒有什麼問題，也不必了。”
這樣，到了1962年4月，邵洵美便被釋放回家了。老妻盛佩玉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去接人。盛佩玉後來回憶說：“辦理手續的是閔同誌。可憐他的身體真所謂骨瘦如柴皮包骨，皮膚白得像洋人，腿沒有勁，幸好三輪車夫好心腸，背了他上樓。總算他沒有被定什麼罪。能回來就好，我們不怨天、不怨地，隻怨自己不會做人。詩人有的是時間，不是正好可以作詩麼！可當時見不到一片廢紙一支禿筆，詩意肅然。回來時衣袋中僅有三支竹片磨成的挖耳簽。那是在廁所勞動時揀來的竹片磨成的，可見他的耐心更勝過那時捕小老鼠的修養！”
邵洵美剩得一副悠悠忽忽的土木形骸歸來，盛佩玉卻仍不失中國傳統女子每逢家庭危難之時，粗服亂頭亦從容的氣度！
不過，自邵洵美入獄之後，他原先合住的那個大家庭早已經散了。16歲的兒子小馬報名到青海輕工業學校去支邊了。邵洵美原先在上海住著三間公房，當時就被上海市房管所強行收回了兩間。妻子盛佩玉、幼子小羅，還有一個剛剛離婚回家的長子邵祖丞，一家三口擠住在一間房裏如何居住？不得已，盛佩玉隻好攜帶幼子小羅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兒邵綃紅。出獄後的邵洵美便隻能跟長子邵祖丞擠住在一起。
其實，邵洵美最後數年的生活質量已經很差了。可是，施蟄存提到老友邵洵美卻始終堅持說：“洵美是個好人，富而不驕，貧而不丐，即使後來，也沒有沒落的樣子。”中國的讀書人在盛名之時，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那雖也得一時名士的虛名，卻不一定是清淳簡貴的懿士。隻有像邵洵美那樣伊始經曆過鍾鼓金石絲竹富家生活，後來卻又曆經重重的磨難而老境淒涼，卻始終未改自己一顆唯美之心，才是中國讀書人萬物不能移的清倫見識。
例如，1967年5月3日，邵洵美在致妻子的信中寫道：“……你為我買了兩隻香肚，好極了，我立刻便感到饞涎欲滴。我想有機會再嚐嚐真正的南京鴨肫肝，也隻要幾隻，放在口裏嚼嚼鮮味。”當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雖鳳凰落架，卻仍不改其風雅的大誌。
還有邵洵美去世前不久，老友秦鶴皋去看他，所見到的一幅情景：“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見他正坐在一麵小鏡子前梳頭。桌上放著一碗‘刨花水’（浸著薄木片的水）。見洵美蘸著它認真地梳著頭，很驚訝，沒等開口，他倒先笑著說：‘儂要講，這是過去丫頭、廚娘梳頭用的刨花水，對哦？現在可是我的‘生發油’呀！儂嗅嗅看，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