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阿爾伯特最後成了舉世聞名的世界級大科學家，但小提琴仍然隨時為他服務，為他趕走人世間的喧囂，帶來和諧、美麗和安逸。
在愛因斯坦偉大而又繁忙的一生中，無論走到哪裏，小提琴都是他不可缺少的重要伴侶。科學與音樂，成為他生活中兩個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支柱。
20世紀初，在著名物理學家馬爾塞爾·格羅斯曼的家裏，每逢星期天，他都早早地把小提琴準備好，站在陽台上，遠遠地望著一支由遠而近走來的隊列。
一會兒，格羅斯曼就會聽到他的老朋友愛因斯坦用那洪亮而又富有幽默感的聲音大聲喊道：“愛因斯坦和他一家老少到！”
於是，一場充滿歡樂的星期音樂會立即開始。
荷蘭著名物理學家埃倫菲斯特是愛因斯坦的同行和老朋友，同時，兩人又是琴友。
埃倫菲斯特彈得一手好鋼琴。兩人關於物理學的研究和思索，經常是在演奏音樂之中進行的。
有時，樂曲演奏到一半的時候，愛因斯坦忽有所悟，便停下來用琴弓敲打著桌子讓埃倫菲斯特也停下來。
接著，愛因斯坦開始闡述他關於物理學研究的一些想法。
而埃倫菲斯特則扮演評判家的角色，對愛因斯坦科學獨白中的欠缺，給予猛烈的抨擊和質問。
當兩人的爭論陷入僵局時就停下來，再演奏一段莫紮特音樂……
接下來，便又是激烈的“爭吵”，直到取得一個圓滿的答案！
愛因斯坦和德國著名物理學家、量子論的開創者普朗克的小提琴與鋼琴的合奏，達到了專業水平，這在德國，乃至在歐洲科學界，成為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
讓我們還是回到小學生阿爾伯特的時代來吧！
除去宗教方麵遇到的麻煩外，19世紀德國教育體製浸透了軍國主義色彩。
阿爾伯特的班主任老師竟然是帝國軍隊的一位後備役上尉。每天他一走進教室，學生們就得按照規定立即筆直地站立起來。上尉待大家站好後，高聲喊道：“萬歲，愷撒！”學生們則要回應：“萬歲、萬歲！”然後才能坐下。
任何不遵守這一規定或者表現不好的學生，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無論是數學課，還是希臘文或拉丁文，都變成了毫無生氣的硬邦邦的軍事條文，課堂好像練兵場。
阿爾伯特不習慣於這種軍事操練一樣的教學活動，更不會死記硬背書本，因此，在他的記分冊上，幾乎沒一門功課是可以誇耀的。
媽媽常用充滿慈愛又含有幾分責備的目光看著記分冊上的分數。可是，性格爽朗的海爾曼卻笑著拍拍兒子的肩膀，說道：“兒子，別灰心！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教授的！”
在學校裏，阿爾伯特經常聽到老師們在背後議論，說他是“笨頭笨腦的孩子”。由於功課不及格，阿爾伯特時常在放學後被老師留在學校裏。每當這種時候，阿爾伯特總是在心裏盼望著：但願是爸爸來接他回家。他實在不願意看見媽媽那傷心的目光。
可是，阿爾伯特並不覺得他哪兒做得不對。相反，在計算複雜的數學題時，他在全班數第一。隻是那些令人頭疼、命令一樣的定義，他實在不願意花太多的工夫去背。尤其是那些操著軍事操練般的語言和動作的教師，都屬於機械類型的人，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壓抑感，很難讓人接受，即使他們講的是科學知識，也是如此！
後來，愛因斯坦把這類教師歸於“教育機器”，他在回憶這段時間時寫道：“對我來說，小學教師好像是士官，而中學教師好像是尉官。”
1921年，在第二次訪問美國期間，愛因斯坦收到一份調查表，問題包括一個大學畢業生結業時應具備的智力素養。對於一個有關聲速的問題，愛因斯坦回答說：“我不知道，我不會讓那些能輕易地在百科全書中找到的事實充塞我的記憶。”這份調查表公布於眾的時候，引起了美國大學生們的熱烈歡呼！
10歲的時候，阿爾伯特從國民公學（即小學）進入了盧伊波爾德中學。他在這裏學習了5年，直到他15歲。
在盧伊波爾德中學裏，阿爾伯特是個實在可靠、堅韌不拔、做起事來慢條斯理的學生。
盧伊波爾德學校從環境來說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仍然是“專斷的教師，奴性的學生，一成不變的學習，沒有一件與他相合”。
19世紀末，德國教育體製的呆板給愛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在幾十年後，他仍然記憶猶新。
他在自述中寫道：“這種強製的結果如此可怕，以致我在通過最後一次考試以後，竟發現自己幾乎有一年不能思考任何科學問題。”
在回憶那個時代的教育問題時，他經常明確表示：人完全可以通過讀書自學來掌握那些公式、名稱一類的東西。教育應該致力於幫助青年人思考，為年輕人提供教科書難以提供的訓練。
他說：“這種教育方法，竟然還沒有把研究問題的神聖好奇心完全扼殺掉，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
“我以為對於學校來說，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摧殘學生的健康和感情、誠實和自信，它製造出來的是順從的人。”“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不過他們要把為社會服務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愛因斯坦類似的關於教育問題的論述還有許多，這是一位偉大的成功者的科學總結，對於我們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眾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們，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盧伊波爾德的中學時代，卻是阿爾伯特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
阿爾伯特的走向成熟，首先就表現在他對周圍惡劣環境的認識和適應能力的增強。
對阿爾伯特來說，他對德國學校教育對人的壓抑和強製的極端厭惡是一種本能反應，就像他喜歡吃什麼、不喜歡吃什麼一樣。
但是，在盧伊波爾德中學裏，阿爾伯特已經意識到，逃避是不可能的，公開的反叛更是不明智和愚蠢，結果隻能是更糟！
可是，誰也無法窺知和幹涉阿爾伯特在內心世界裏對周圍環境所采取的防範措施。他把精力集中在他所感興趣的方麵，這使他的頭腦絲毫不受外界影響。正如他本人後來所寫的：“我周圍的環境對我的思想和感情隻起著一點微不足道的作用。”
阿爾伯特開始思考生活的目的和本質。後來，他曾經這樣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像我這種類型的人，在成長中的變化是，自己的主要興趣逐漸擺脫了短暫的、個人的事物，而轉向通過思考去認識生活。”
他已經認識到，在他身上所發生的事並不是單獨發生在他一個人身上的。他在整個教育製度中看到，國家似乎是故意把年輕人引入歧途。
阿爾伯特對教育製度和教育方式的厭惡，在盧伊波爾德的中學時代，發展成為對社會和學校強加給他的所有信念的強烈懷疑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