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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溝的樹，從長在山上便姓“公”不姓“私”。
而在長期的教育中，高西溝的村民已經有了愛樹、護樹、敬樹的綠色文明意識；有了根深蒂固的、如同熱愛土地一樣的，熱愛家園的意識。而在長期、長達半個世紀的對美好家園、對綠色家園和綠色村莊的追求中，一個村莊的人心便凝聚起了一種有如對祖宗祠堂一般敬重的、不可褻瀆、不可輕慢和不可輕佻的莊嚴而肅穆的崇敬與崇拜綠色的傳統心理和文化。綠色崇拜在高西溝，通過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和繼承，已經變得有如磐石一般不可動搖。生命如斯，綠色便如斯。人即樹，樹即人。人要活著，樹也得活著。人沒有權利讓人死，人也沒有權利讓樹死……
血脈中流淌著對樹木如許的一片深情和人性化、人格化地以己喻樹、以人喻樹的情懷和情操。這就是高西溝。
請注意高西溝人的語言。高西溝人的語言裏常常是把樹說成“像娃娃一樣”。這話中，這語言中就有了疼憐和憐愛。
結果他們山上長的樹，死了都不能私自砍了當柴燒，樹死了也還必須讓它活在它活著的森林裏。這有點偏執，但卻有點令人感動。不要忘記這是在陝北啊，在陝北的黃土高原上要長活和長大一棵樹，可不比養活和養大一個孩子容易！而且，榆林和延安還不一樣，榆林甚至沒有它的喬山山脈，屬於喬山山脈的黃帝陵，中華始祖躺在那裏的中國第一號陵墓，周圍青山翠柏，綠色華蓋滿山滿嶺，千年古鬆古柏觸目皆是。喬山山脈生長著許多自然林和原始森林，但那裏，屬於延安。
在幹旱缺水的地方，曆經千辛萬苦讓樹苗“娃娃一樣”長大，高西溝人對樹木的感情於是便不亞於對土地的深情和對家人的熱愛。這樣，我們便理解了1982年那個春夏之交，高西溝的村民大會上做出的那個莊嚴決定，為了讓他們1660畝生態林在分田到戶以後繼續能活下來，不僅林不能分，而且，高西溝的家家戶戶得為這片林承擔納稅義務，全村人養活自己的林。而這一“養活”，就又養活了二十多年，直到2004年，榆林實現了農民“零負擔”。
這一年，1982年出生的“娃娃”，也長到了22歲，高西溝的樹也就又長了22年。說實在話，這一事件讓高西溝人的境界提升到了一個可以令人仰視的地步。
還記得那場圍繞著430畝老果樹林和小老頭樹改造的事嗎？
1958年種的樹，快50年了還長在那裏，連省委副書記都說了“要改造”，但這件事在高西溝還是釀出了一場被指責為“毀林開荒”的軒然大波。無可否認，它本來是高西溝人際關係之間的一場爭鬥，它本身也許沒有什麼崇高的意義；甚至或許，還是假借崇高的名義進行的一種勾心鬥角——這正是中國人最擅長的，想要達到一個目的卻並不把自己本來最真實的想法說出來，而是要為自己的也許並不崇高的目的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這種“鬥爭智慧”竟然也深入到了高西溝這樣偏僻的小山村和這些質樸的中國農民中間——問題卻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假借崇高的名義”必然是他們認為是崇高的事情。而在高西溝，最崇高的事情，或者說，是被這些高西溝農民認為最崇高的事情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卻是保護他們的集體林地和毀掉他們的集體林地。
如果指責誰“毀林開荒”，誰就觸犯了高西溝人最聖潔的一種感情，幾乎相當於瀆神，也是“犯禁”。這便是高西溝最高的政治鬥爭藝術。於是我驚訝而有趣地發現，在高西溝許多鬥爭裏，或者說勾心鬥角，或者說爭權奪利，都是圍繞著他們的樹木展開的，這種相當有趣的現象，或許可以稱之為“綠色鬥爭”。
對綠色同樣有著摯愛的榆林市委書記周一波，仿佛在這個村莊中找到了榆林市生態環境建設的思路連線，在這個村莊中找到了“知音”，知音便是這一群偏執著綠色情緣和綠色情愛的陝北農民。他第一眼看見這個村子，第一次進到這個村莊，便被這個小山村裏那一片溫潤的綠色所感動和仿佛融化在了其中。在2005年的一個冬夜裏，他對我說了他當初最早看到高西溝時的那份感動。
高西溝發展到現在，就是這一片樹。這片樹也就是高西溝的“品牌”。
高西溝的這片樹，作為它的綠色品牌，實際上早已經變成了它的一個綠色產業，為高西溝人帶來了持久的和還將持續下去的隱形收入。比如說，許多人來到這裏就是為了它的這片綠色，比如說，它必然要開發的綠色生態旅遊。綠色能使農民致富。我想，這恐怕不是一個童話而是一種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