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類似於“村民自治”的村政權，我認為，基本體現了現代社會的民主與公平，效益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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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溝會走到哪裏？會走多遠？
未來的高西溝又會是一種什麼模樣？
或許我們現在還看不清楚。
有人說，它的去向不可能走農村城鎮化的道路。
城鎮化的前提，是要發展自己的工商業，走農村工業化和商品經濟化的道路。這就是包括大邱莊和華西村走過的道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著名的“溫州模式”或“蘇南模式”。但除了曆史的原因，“溫州模式”或“蘇南模式”的前提，是這些地區原本富庶，例如華西村和大邱莊，原本就屬於江蘇省江陰市或天津市近郊。溫州雖然屬於浙江以東沿海，相對貧窮，但溫州卻又相對靠近著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水路陸路交通方便。上海雄厚的人才資源和技術資源，可以作為溫州的“後院”，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溫州。它近距離地得到了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大上海的滋養。在溫州工作的上海科技人員和各類高級技術人才，抬腿到了溫州，再抬腿又回到了上海。此外還有，就是榆林市委書記周一波所說的，溫州人的重商和崇商文化。這些沿海地區農村和大城市周邊農村，曆史上原本就有辦工業、辦企業和從事經商活動的傳統。
於是，華西村和大邱莊以及溫州等地的農村，在中國第一輪經濟改革大潮中搭上了第一趟班車，迅速致富。它們大體上共同走的一條路，就是大辦“鄉鎮企業”。從鄉鎮企業積累起相當財富後，也積累起商品經濟及經濟運作的相關豐富經驗後，再形成後來的和今天這樣規模的大企業集團。
客觀地說，這樣一條發展道路，對今天的高西溝，對那些類似於高西溝這樣原本屬於貧困地區農村和貧困山區農村的村莊和農民，幾乎完全沒有了可能。
不是今天沒有可能，過去也沒有可能。
過去沒有可能，今天就更不可能。
有人說，高西溝也不大可能走依托城市、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
這點幾乎不言自明。如果它靠近大、中城市，甚至靠近小城市，它恐怕早就很聰明地發展了自己的商品經濟，早就走上了商品經濟的道路。沒有人不想掙錢。也沒有人會放著掙錢的機會不掙錢而甘願過窮日子。大、中、小城市周邊的農村和農民，肯定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和優越。因為有市場才會有商品經濟。有市場才會有人從事商品經濟。沒有市場的商品經濟就像人要提著自己的腦袋離開地麵，你不可能離開地麵，商品經濟也不可能出現在沒有市場的偏遠和偏僻農村。
這些所有對高西溝發展商品經濟不利的條件，過去和今天還是一樣。
高西溝距離省會城市西安有1000多裏之遙，距榆林市也有100多裏，距他們米脂縣城也要有40多裏。用米脂縣委書記張雁冰的話說：你做上一鍋羊雜碎，還不等你端到縣城去賣，早就涼了！
這句話很形象地闡釋了高西溝不可能依托城市發展商品經濟。
這些是自然條件給予高西溝未來發展的限製。
但世間任何事情，不可能讓人完全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