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減輕這種阻力與壓力，康有為采取了托古改製的謀略。康有為在變法前撰寫了一本書，叫《孔子改製考》。這本書說，中國的上古時代沒有書籍，沒有可靠的文字記述。因此人們對上古社會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但人們又普遍具有一種“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遠”的一味迷信上古心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動蕩，諸子百家，包括孔子在內，紛紛利用人們的這種厚古薄今心理，把自己理想中的社會政治製度視為在上古曾經施行過的最美好的社會製度，借此爭取人們對自己政治學說的信仰與認可。中國曆史上並不一定有堯、舜、文王、武王等聖王，這些上古聖王皆是孔子為改造當時的製度而製造的托古對象。
《孔子改製考》就學術考證而言，有許多地方是牽強附會和錯誤的，但康有為的主要意圖不在學術而在政治，他曾經說：“作為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公開倡言變法改製，必會遭人詛咒，因此，不如假托於古代聖王，這樣，既不使人感到驚恐，自己也可免遭不測之禍。”因此，就曆史事實來看，不是孔子托堯、舜、文王、武王之古以改製，而是康有為將幾千年來曆代統治階級最尊崇的孔子打扮成改製維新的祖師爺，是康有為為減輕頑固派的攻擊而托孔子之古以改清王朝之製的政治謀略。
康有為不但要托孔子之古，而且還要托清帝先王之古以改製，他說：“我世祖章皇帝（福臨順治帝）何嚐不變太宗文皇帝（皇太極崇德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貝勒舊法為治，則我聖清豈能久安長治乎？”康有為等還以清王朝入主中原後“變服色”、“變文字”、“變曆法”、“變役法”、“變賦法”、“變刑法”等事實，論證清朝的先帝聖祖也是不斷變法改革的，說假若康熙帝和雍正帝生活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他們的變法決心與效果，一定不在俄國的彼得大帝、德國的威廉一世、日本的睦仁天皇之下。
在康有為的宣傳鼓動之下，在中國終於發動起一場戊戌變法的維新運動。
以《中山文集》為據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實行改組後，建立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陳誠為部長，周恩來為副部長，郭沫若為第三廳廳長。李宗仁將軍指揮的台兒莊戰役取得勝利後，三廳為進一步激發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立即編了一本《抗戰將軍李宗仁》的小冊子。
可是，由於國民黨內部派係鬥爭的原因，陳誠競命令不準散發，並借題發揮，專門發了個訓令，聲稱：“近查三廳所印各種宣傳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國’、‘崗位’等字樣，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應一律改用‘國民’，‘祖國’改用‘國家’，‘崗位’改用‘職位’。以後凡有對外文件，須經呈部核準之後再行印發。”
郭沫若為使這本宣傳抗戰、鼓舞士氣的小冊子順利同廣大讀者見麵，便向陳誠等提出質問：“查中山先生生前文章已屢見‘人民’與‘祖國’等字樣。是否亦應一律改用‘國民，與‘國家’？”時時標榜自己為中山先生“信徒”的陳誠等人被責問得啞口無言，對那個“訓令”中的無端指責，也就不攻自破了。
比長較短術
【心理戰術】
通過比較來說服對方的心理戰術。
“權然後知輕重。”人們認識評價一個事物，總要有個客觀標準，而這個標準不是憑空確定的，而是要通過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不怕不識貨，隻怕貨比貨，正如魯迅所說，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在論辯中比長較短，正是以這種認識規律為基礎的。因此這種論辯方法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為一般人所常用。
比長較短在運用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選擇相反或相對的事物作比較，即對比法：另一種是選擇相同的事物作比較，即比較法。
【經典案例】
蘇秦說楚王合縱
蘇秦為聯合六國抗秦，已說服了5個國家的君主，楚威王是他六國之行最後需要說服的對象。他對楚威王說：“楚國是天下的強國，大王是天下賢明的國王。楚國西麵有黔中、巫郡，東麵有夏州、海陽，南麵有洞庭、蒼梧，北麵有陘塞、郇陽。國土縱橫五千多裏，武裝部隊上百萬，戰車千輛，戰馬千匹，糧食可支持十年。這是建立霸主事業的資本。憑著楚國的強大和大王的賢明，天下沒有誰能抵擋的。現在您竟要投靠西方去侍奉秦國，那麼其他國家就沒有不倒向西方，跑到章台之下去朝拜秦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