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讀一篇篇舊作的時候，直覺得往事曆曆，如在眼前。坦率地說，三百多篇存稿絕大部分都是應時應事之作。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些文稿才和近些年來發生的各種變化有著密切的聯係。任何一種變化隻要對廣播電視業產生影響，必然引起廣播電視工作者的思考和追問。作為廣播電視理論工作者，總是孜孜不倦地尋求答案，在交流、交談、交鋒中力爭使答案更加切合實際，更加符合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了便於有興趣翻閱本書的讀者閱讀，我想在《後記》中交代若幹文稿的寫作背景。
比如，世紀交替之際，勢必要回顧上個世紀廣播電視的發展狀況，預測新世紀廣播電視的發展趨勢。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勢必要探討“入世”對我國廣播電視業的影響。廣播電視體製改革不斷深化，勢必要研究體製改革的成敗得失。科技迅猛進步，勢必要解讀廣電部門的應對策略。涉及上述重大問題的文稿多是以在各地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講課為基礎整理而成。
關於廣電體製改革，需要多說兩句。作為文化體製改革的組成部分，廣電體製改革十餘年來已曆兩波。第一波開始於本世紀之初，關鍵詞是“集團化”；第二波正式開始於2005年，關鍵詞是“合並潮”。改革伊始，筆者雖然有些疑慮，還是一再表示積極擁護。得知各地同行心存疑問，依然奉勸大家“以積極的姿態迎接改革”。隨著改革的進展，個人也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惑。在陸續發表的講話和文章中，直言不諱地表述了不同於主流意見的看法。盡管如此，還是認為廣電體製弊端不少，必須改革。問題在於改革者要尊重廣電不同於出版社、文藝院團的特點（網狀結構、上下貫通、高科技支撐、發展極不平衡等），找準科學的改革設計的路徑。對當前廣播電視的改革發展，基本看法是：發展迅速，呈直線上升趨勢；機製改革取得一定成效；體製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呈現曲折前進的特點。
另外，這些文稿和個人工作崗位的變遷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近十年，個人工作崗位兩度變遷，從常務副會長到駐會副會長，再到顧問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有這樣三個時間節點：1）2002年4月，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召開了第四屆理事會會議，總局領導讓筆者繼續擔任常務副會長。2）2004年1月9日，根據國家幹部政策，總局人事部門為本人辦理了退休手續。4月28日，總局領導召開中廣學會全體職工大會，宣布李丹同誌擔任學會常務副會長，本人改任駐會副會長。8月4日，民政部正式批複同意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更名為“中國廣播電視協會”。12月21日，在三亞召開了更名大會。3）2008年1月29日，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召開第五屆理事會會議。在本次會議上，本人退出協會副會長職務，受聘為協會顧問。5月15日，中廣協會成立第三屆學術委員會，又聘本人為委員會主任。
在擔任常務副會長時期，中廣學會四位會長（艾知生、孫家正、田聰明、徐光春）都是廣電部、廣電總局的主要領導同誌，不可能把很多精力放在協會工作上。每年，筆者勢必要參加諸多會議（年度常務理事會會議、工作會議、學術年會、各地以及各個專業委員會舉行的研討會、紀念會，等等），而且逢會必講話。每年必須起草三四十篇（最多高達五十二篇）工作報告、講話稿、講課提綱。擔任駐會副會長期間，每年起草二十篇左右；擔任顧問的幾年，隻有十幾篇（最少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