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概括今日的個體生活，同時記住權威們為群體心理學提供的相互補充的說明，當麵對揭示出來的各種複雜問題時，我們可能會失去嚐試做出綜合說明的勇氣。每個人都是各種群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許多方麵受到認同聯係的束縛，他根據各種各樣的模範，建立起他的自我理想。因而每一個體都享有多樣的群體心理，如種族心理、階級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等。他也能使自己超出這些群體心理之上，以致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和創造性。這種穩定而繼續存在的群體形式——連同它們始終如一的不變的結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暫的群體形式——勒邦曾出色地概述過這種群體心理的心理學特征來，對觀察者來說就不怎麼奇怪了。正是在這些過於短暫的仿佛置於其他群體之上的群體中，我們遇到了恰好確認為個體習性完全消失的奇跡，即使這種奇跡隻是暫時的。
我們把這種奇跡解釋為，它意味著個人放棄的自我理想，用體現在領袖身上的群體理想代替它。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奇跡不是在每一場合都同樣大。在許多個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離不是特別明顯，二者仍然容易混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戀性的滿足。這種情況使得選擇領袖非常有利。領袖常常隻是需要具有關於特別顯著的純粹形式的典型的個人特性，隻是需要給人以強而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強而有力首領的需要，常常就會向他妥協，賦予在其他情況下，他也許無法要求的支配權。而該群體的其他成員——他們的自我理想除此以外，不會沒做某種修正而體現在他這個人身上，則和其餘人一起被“暗示”即憑認同作用所迷住。
我們意識到，對解釋群體的力比多結構所能做出的貢獻，回到了自我和理想之間的區分上，以及回到了使這種區分成為可能的雙重聯係上，即認同作用和把對象置於自我理想的地位上。這種在自我中區分等級的假定作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須逐漸在心理學的各個領域中確立其合理地位。在《論自戀》的論文中，我綜合了暫且能用來支持這種區分的所有病理學材料。不過可以期待的是當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學時，就會發現其更大的意義。現在，讓我們反思一下，自我進入了對象與自我理想的關係之中，而這種關係是從自我中發展而來的，外部對象與作為一個整體的自我之間的所有相互作用——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熟悉了這種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內部這種新的活動背景上得到重複。
我們所熟悉的每一心理分化，都顯示出心理功能活動的困難進一步加重，增加其不穩定性，也可能成為其崩潰的始點，即一種疾病的發作。從我們出生開始，就經曆著從絕對自足的自戀到感知變化著的外部世界以及開始發現對象這樣的階段。與此相關聯的事實是，我們不能長時間地忍受事物的新狀態，我們在睡眠中經常地從事物的新狀態回複到先前缺乏刺激和避開對象的狀態。然而，的確是在這個過程中遵循著來自外部世界的啟示，通過日夜周期性的變化，暫時抵消影響我們的一大部分刺激。這樣一個階段的第二個例子——病理學上講是更重要的例子，卻並不受製於這樣的限定，在發展的過程中，致使我們的心理存在分離成連貫的自我，以及分離成位於這個自我之外的潛意識和被壓抑的部分。這種新獲得物的穩定性還顯示出不斷的動搖。在夢和神經症中，這樣被排除的東西便會叩門，要求進入，盡管有抵抗作用防衛著它們。在我們健康的生活中，我們使用特別的技能允許被壓抑的東西避免抵抗作用，暫時接受它進入我們的自我，以便增加快樂、詼諧和幽默，以及某種程度上一般的喜劇。
自我理想與自我的分離也不能長久地保持，不得不暫時打破，這是完全可以設想的。在施加給自我的所有否認和限製中，定期性地違反禁忌是一種常規。這的確被節日製度體現出來。這種節日製度從起源來看恰好是由法規所允許的越軌，而節日的歡樂氣氛是由於它們所導致的釋放。古羅馬的農神節和現代的狂歡節其本質特征上與原始人的節日是一致的，通常以各種類型的放蕩不羈和對其他時候是最神聖的戒律的侵越而告終。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認的所有一切限製，因為這種理由，取消這種理想對自我來說必然成為盛大的節日——於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