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認同作用中形成的，認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放棄的本我的貫注。這些最早的認同作用總是完成自我的一個特殊職能，且以超我的形式和其他自我相分離，而後來，當它強壯起來時，自我就更能經受住認同作用的影響。超我把它在自我中或有關自我的特殊地位歸功於必須從兩個方麵考慮的一種因素，即一方麵，它是第一種認同作用，是當自我還很脆弱時就發生的認同作用；另一方麵它是奧狄帕斯情結的繼承者，因而把最重要的對象結合到自我中去。超我和後來自我所產生的變化之間的關係，大體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青春期之後，完全成熟的性活動之間的關係。雖然它服從於後來的每一種影響，但它一生仍然保留著從戀父情結派生給它的特點——即自我分離並統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對自我以前的虛弱和依賴性的一種紀念，成熟的自我則受它的支配。就像兒童被迫服從其父母那樣，自我也服從由它的超我發出的絕對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於本我最初的對象——貫注，派生於奧狄帕斯情結，對它來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種派生，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那樣，把它和本我在種係發生上獲得的東西聯係起來，並使它成為一個以前的自我結構的再生物。這個自我結構已把它的沉澱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總是和本我密切聯係著，並能作為它和自我聯係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內，並且由於這個理由而比自我更遠離意識。
通過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某些臨床事實，這些事實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於理論探討，我們就能最好地理解這些關係。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當獨特的方式行事。當我們滿懷希望地對他們講話、或對治療的進展表示滿意時，他們則露出不滿的神情，而且他們的情況總是變得更糟糕。人們一開始把這種情況看做是挑戰和試圖證明他們比醫生更優越，但後來則開始采取一種更深刻、更真實的觀點。人們開始認識到，不僅這種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揚或稱讚，而且還對治療的進展做出相反的反應，每一種應該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確引起了症狀的改善，或不再惡化的那種治療方法，卻在他們身上引起了病情的惡化。這些病人在治療期間病情加劇，而不是好轉，他們往往表現出所謂“消極的治療反應”。
毫無疑問，在這些人身上有某種堅決與康複作對的東西，它害怕接近康複，好像康複是一種危險似的。我們習慣上說，在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複的上風。假如以通常的方式來分析這種抵抗——那麼，即使丟掉病人對醫生的那種抵抗態度，去掉病人想從疾病中獲得各種好處的那種固戀，大部分抵抗仍然遺留下來。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複健康的一切障礙中最強大的，甚至比諸如自戀的難接近性這種熟悉的障礙更強大。
最後，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正在對付一種所謂“道德的”因素。這是一種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獲得滿足，並拒絕放棄受病痛的懲罰。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結論這是一個相當令人失望的解釋。但是，就病人而言，這種罪疚感是無聲的，並沒有說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覺得有罪，隻覺得生病了。這種罪疚感隻表示一種對極其難以克服的身體康複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這種動機是他繼續生病的原因，這也是特別困難的。他堅持那種更明顯的解釋，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療對他的病症來說是毫無補益的。
我們的描述適用於這種事態的最極端的例子，但是這個因素在極多的情況下，或許在一切較嚴重的神經症的病例中都應該加以考慮。事實上可能正是這種情況下的這個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態度決定著神經症的嚴重性。因此，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更全麵地探討罪疚感在不同條件下借以表現自己的方式。
對正常的、有意識的罪疚感的解釋並沒有什麼困難，應該把它歸之於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間的緊張，並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發出的自我譴責的表現。可以推測，神經症中這麼有名的自卑感可能和這種有意識的罪疚感密切相關。在兩種非常熟悉的疾病（強迫性神經症和抑鬱症）中，罪疚感有過強的意識；自我理想在裏麵表現得特別嚴厲，常常極其殘暴地對自我大發雷霆。自我理想在這兩種疾病中的態度，和這種類似性一道表現出具有同樣意義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