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形式的強迫性神經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現自己，但不能向自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所以，這種病人的自我反抗地轉嫁罪責，並在否定它的同時尋求醫生的支持。對此予以默認是愚蠢的，因為這樣做毫無用處。分析最終表明，超我正受著一直瞞著自我的過程的影響。要發現真正引起罪疚感的被壓抑的衝動是可能的。由此可以證明，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潛意識的本我。
在抑鬱症中，超我獲得對意識控製的印象甚至更加強烈。但在這種病例中，自我不敢貿然反抗，它承認有罪並甘願受罰。我們理解這種差異。在強迫性神經症中，問題在於，應受斥責的衝動從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鬱症中，超我的憤怒的對象則通過認同作用而成為自我的一部分。
當然，還不清楚為什麼罪疚感能在這兩種神經症中達到如此非凡的強度；的確，這種事態所表現的主要問題在於另一方麵。在相關病例中，罪疚感是無潛意識的。
在歇斯底裏症和某種歇斯底裏症狀態下，基本的條件就是發現這種情況。罪疚感用以保持潛意識的機製是容易發現的。歇斯底裏症的自我保護自己免受痛苦知覺，它的超我的批判威脅說，要采取那種保護自己免受無法忍受的對象——貫注的同樣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種壓抑行動。因此，正是自我應該對這種保留在潛意識中的罪疚感負責。一般說來，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進行壓抑的，但是，在這種病例中，它把同樣的武器轉而對準它的嚴厲的監工了。在強迫性神經症裏，反向作用占主導地位，但是自我在這裏卻滿足於和罪疚感有關的材料保持距離。
人們可以進一步大膽地假設，大部分罪疚感在正常情況下必定是潛意識的，因為良心的根源和屬於潛意識的奧狄帕斯情結緊密相連。如果有人想提出這種矛盾的假設，即正常的人不僅遠比他所想象的更不道德，而且也遠比他所想象的更道德，那麼，精神分析就要對論斷的前半句負責，但對剩下的那後半句則不會提出異議。
這種潛意識罪疚感的加劇會使人成為罪犯，這是個令人驚訝的發現，但無疑卻是個事實。在許多罪犯中，特別是年輕的罪犯中，會發現他們在犯罪之前就存在著一種非常強烈的罪疚感。因此，罪疚感不是它的結果，而是它的動機，就好像能把這種潛意識的罪疚感。固定到某種真實的和直接的東西上，就是一種寬慰。
在所有這些情況裏，超我表現出它和意識的自我無關，而和潛意識的本我卻有密切關係。現在關於它的重要性，我們把它歸之於自我中的前意識言語記憶痕跡。於是，問題也就必然產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潛意識的，它是否還能存在於這種言語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潛意識的，它究竟存在於何處呢？我們的回答雖然不會使我們走得太遠，但是，人們也不可能對此提出懷疑，即超我和自我一樣，是從聽覺印象中獲得的。因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過這些言語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識相通。但是，超我的貫注能量並非起源於聽知覺（教學、讀書等），而是起源於本我。
我們放在後麵回答的那個問題，因此就是：超我主要是怎樣作為一種罪疚感來表現自己，另外，怎樣發展到這種對自我的特別粗暴和嚴厲的呢？如果我們先轉向抑鬱症，就會發現，對意識獲得支配權的特別強烈的超我對自我的大發雷霆，好像它要竭盡全力對此人施虐。按照我們關於施虐狂的觀點，應該說，破壞性成分置身於超我之中，並轉而反對自我。現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東西，可以說是對死亡本能的一種純培養。事實上，假如自我不及時轉成躁狂症以免受暴政統治的話，它就常常成功地驅使自我走向死亡。